他12岁便打工赚钱帮家用，晚上出门兜售包点。这样的孩子，兼顾不了学业是常态。有一回，他与班上另外两个同学没交学业，得挨老师的“鞭策”。在那藤鞭还“合法”使用的上世纪60年代，老师“施刑”的手法轻重自有分寸。两个同学的手心都挨了最狠的藤尾，而老师对他却只施以藤鞭的中截，不但力道少了尾端的弹扫之劲，着藤点也从手心改为有短裤护卫的“八月十五”——臀部。后来他才想通，老师前一晚在路上遇见卖包点的他，还向他买了包。第二天，依法惩罚，也许有感这个穷学生的生活困境，下手自然就“包”容了许多。几十年后，他还是感念着老师对他用鞭时的温情。
在南方大学的电视台演播室里，我和新山这位白手起家的酒楼餐饮集团的创办人对谈，谈他如何“疫中求存，疫后求变”，又如何在严峻的堂食限制与食客信心退潮的日子里咬紧牙关苦撑，不让裁员的事发生在逾300人的团队里。
他17岁时开始了自己的“煮炒人生”，从小助手变成“厨房副手”，领第一次薪水时花了马币三块八买了本小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