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检证”是日本占领军不分青红皂白对当地人民的下马威，无须罪证就让几万人自人间蒸发。比诸冠状病毒，滥杀平民百姓，更毒。
80年前（1942年）春节前一周，日本皇军南渡柔佛海峡，自北入侵新加坡，大年日英国守军就投降了。三天后，占领军在全岛多处设立据点，举行“大检证”。假借肃清抗日分子之名，勒令男丁前往指定地点报到，集中滥杀数万岛上良民。那个春节，腥风血雨，天地无光。今天是大年十一，当年此刻，人们都还没从大屠杀中缓过来，阴影萦绕，梦魇相随。我想起2017年10月，拙文《一次沉重的挖掘——日治时期蒙难者遗骸出土纪实》发表于第33期《怡和世纪》之后，我和老友吴启基偶遇闲聊，一杯咖啡在手，海阔天空，不小心就触及了56年前中华总商会牵头，在本岛挖掘二战期间遭日本军人杀害的冤魂遗骸一事。整理这个课题时，我最粘脑的印象是东海岸七英里（惹兰培本）山谷的挖骨行动，有当年屠杀场的见证者现身说法，特别触心。
面对这场景，有两位小学校长上了报章版面，娓娓述说无辜老百姓被押往山谷枪杀的过程。培本华文小学，那时坐落在本岛东部（今尚育中学一带），校园后的那道山沟，在日本皇军大检证时成了死亡谷。1962年，培本学校的吴扬声校长告诉记者，出事那天是正月初九天公诞，清晨七时许，三十几名手执水壶、身带寒衣的华人男子在日本兵押送下穿过培本校园，步向后头的山谷。
队伍里有一名中年人，是当时东岭英文小学的赖向荣校长，他明白死神逼近，却苦无脱身机会。新加坡沦陷那年的正月初四左右，他在芽笼40巷的家中被日本兵押走，和一两千名成年市民在直落古楼的洋房周边过了一夜，隔天一早便被集中到附近一所英校的草场上。接着，便是生死的判决。值勤的日本兵对着众人高喊：是义勇军的举手！资本家举手！医生举手！小商人、教员、工人举手……大家不知底细，老老实实根据指示回应。检查完毕，他们被分批押到不同的地点集中，仅有一小部分人被释放。被关了五天五夜，赖校长所属的教员组73人，几天都没米饭下肚，他们只在被囚禁的洋房里找到一桶饼干充饥。
死神于翌日大年天公诞初九早晨降临。天亮时，日本宪兵安排了36辆罗厘来到，第一批被押走的是40余名义勇军，接着是40多名资本家，再下来是两车教员，一车医生，加上其他业界人士，分别上了卡车，分赴不同地点的死亡之约。到了惹兰培本，已是俎上肉的市民被分成六人一排，手连手串绑在一块，步向学校后头的山谷，土坑已经挖好。赖校长一组人走近山谷时，他目睹前面的那排同胞被机关枪射倒了。死亡近在咫尺，千钧一发，他乘日本兵不备，自行跳进坑里，再从弯弯曲曲的泥坑道逃跑。日本兵立即开枪追击，他没命狂奔，左脚中弹，所幸只是皮肉之伤，他先逃到一名马来人家里，再躲进树林，餐风一宿，隔天才逃离村子。临刑前他们被扣串在一块，赖校长如何逃脱？
那天下午和吴启基一道叹茶，我一提到培本小学，他脱口而说：我祖父是培本的校长。是吴扬声吗？是，我祖父。我当下明白，《一次沉重的挖掘》得做补遗工作了。启基小时候就听祖父说过培本后山阴森森的故事。我还没要求具体情况，他透露，1960年代从山谷里挖出的一堆堆遗骨残骸，全都先摆放在他家的院子里，像一个另类的曝谷场。
华校校长救了英校校长一命。启基的祖父告诉他：当天被拉去枪毙的市民全被串绑。皇军无良，有些市民的手被铁线穿过掌心，铁线再穿过另一人的掌心，连成一排。他们一小队一小队顺序被带到坑口，一排枪声响起，一排无辜的生命倒下。十万火急之中，赖校长挣扎，日本大兵举枪射击，居然打断了铁线，命不该绝啊，他当机立断，立马狂奔，在枪林弹雨中杀出血路。日本兵循着血迹追赶，经过吴校长家门口，便问他逃亡者的去向。吴校长略识日语，便与赶来追捕的菜鸟日本兵聊起来，拖延了他一些时间，让赖校长得以逃脱，之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赖向荣何其有幸，虎口余生，他是当天赴死神之约队伍里唯一的幸存者，否则半世纪后，事发现场里的一堆堆白骨，有他的一缕冤魂。
日本军事狂徒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春秋大梦，八年间滥杀无辜的暴行，犹如世纪大瘟疫，从朝鲜半岛、神州大陆，一路肆虐到新马。“大检证”是日本占领军不分青红皂白对当地人民的下马威，无须罪证就让几万人自人间蒸发。比诸冠状病毒，滥杀平民百姓，更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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