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下午在国家美术馆听姚梦桐先生解码新加坡美术中的“南洋风”问题。姚老师做了大量研究，讲得非常深入、客观、精彩。从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黄、反殖民的历史背景讲起，又谈到British Council（英国文化协会）的微妙介入，其中有政治、历史、文化的因素。演讲中，姚老师对马来亚新美术、马来亚画派、南洋风、南洋风格、南洋画派这些名称一一做了历史的溯源和分析，引述了慕礼尔（Roy Morrell）、林学大、吴得先等前辈的看法。其中，吴得先在1955年对“南洋风”的诠释尤为重要：“南洋风，实即马来亚风。马来亚已走上独立自主的大道，不能不有它的国风。这‘风’是以热带情调为主，融汇华巫英印四大民族美术遗留的风格于一炉，沉浸涵泳才可以完成南洋风的美术。”可见，南洋风不能局限于风格或派别，应该是《诗经》里“风雅颂”的风，即国风，是来自民间，来自生活，反映当时社会思潮的现实主义作品。就这个意义而言，赤道艺术研究会成员那些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似乎比描写南洋风景、风情、风俗的作品更符合“南洋风”的定义，譬如蔡名智、许锡勇等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就应该属于“南洋风”。
如果我们参考姚梦桐先生发表在2020年11月《怡和世纪》上的文章《南洋画派——论者心中的美丽憧憬》，便可进一步知晓，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南洋风”的概念被偷换成“南洋风格”，后来又演绎成了“南洋画派”。是否存在“南洋画派”，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在新加坡美术史上，陈文希、陈宗瑞、刘抗、钟泗滨四大画家功不可没。
“南洋风”问题，令我想到“渡海三家”溥儒、张大千、黄君璧，他们渡海后完全没有融入台湾生活，绘画题材仍旧老一套。一方面他们入台时已是大师，基本定型了。而且他们画的是传统国画，题材相对固定，这一点和油画不同。再说当初国民党政府还是以中原文化为主流，对台湾本省文化并不提倡，尤其本省画家陈澄波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枪决，令本省画家心有余悸。在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前，台湾画家李石樵、廖继春、颜水龙、杨三郎等一群人创建了20世纪上半叶台湾美术史的辉煌，这些画家一度被政治遮蔽，到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被研究，为世人所知，尤其是陈澄波的成就，更是令世人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