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来到新闻工作者出身的诗人手里，蜕变为一项独立的文学元素。
钟怡雯论述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时说，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共同地景，地志书写除了缅怀，有没有更积极的介入角度／态度？她的另一问是：地志书写可不可能在技艺上再提升？
有意思的是李有成2020年为潘正镭所著《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撰写导读，而钟怡雯引用了他2006年描述1960年代老槟城的一段：
“这些美国士兵在家乡也许是亲朋戚友眼中的乖孩子，到了槟城却完全变了样。我的住所对街就是一家酒吧，专做美军的生意。酒吧日夜喧闹，尤其半夜里……即使隔着一条街，酒瓶忽地爆裂的刺耳声依然清晰可闻……我还记得路经对街那家快乐酒吧时，偶尔会看见一位怀孕的酒吧女，她经常穿着一条艳色的裙子，很诡异地老让我想起在热带烈阳下怒放的木槿花。”
钟怡雯说，“李有成无意于地志书写，然而这段文字最动人之处，在于它以意象和节奏层层架设起历史场景，穿越时空把赤道遗留的殖民地风情带到读者眼前：穿艳色裙子的怀孕女和木槿花，砸酒瓶的声音，美军。这叙述是异国风情的，同时饱含情感深度……”
同样无意于地志书写的潘正镭，以自己的一本奇书，无意间回应了钟怡雯的两个问号。
《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的独特回溯结构是一大亮点，从62岁往前，每年一诗一文一图。倒叙，在这里暗合了莫里森的话：“记住我们从何处来，我们路过的那个山谷，河岸又是何种模样，那里可见的光，以及回归我们最初来处的路途。”至于第二大创新，潘正镭在自序里“补记”：“诗文合体，成书时再配以图照，每一题目，三合一组成一单元，它们之间，独立而又在一定程度上互为牵连指涉。”
无疑一次“文体”新创、技艺跃进，七个部分包含63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四合一”。是的，不止三合一是四合一，书里多数图说都以诗句呈现，构成前所未见的“四合一”组合。比如第五部分“@1970-@1961”的第一单元，排列次序为：一、记述1970那年的散文《从古松到变形虫》；二、图片，新加坡摄影家汪春龙拍摄的大巴窑龙头游乐场；三、图说，潘正镭特拟的一行诗句；四、诗歌《@1970》。
出现于1970年闪回镜头的潘正镭15岁，散文《从古松到变形虫》忆述的地景包括1960年代末波浪式的大巴窑大牌28座组屋，被认定为地标的组屋楼下龙头游戏滑梯，从组屋长廊可以望及的大坡小坡，长长书街上的文字盛宴。
多少人拍摄过由建屋局设计师许延义设计的大巴窑龙头游乐场，但汪春龙独辟蹊径。建筑师作家陈家毅曾评论：“汪春龙忽发奇想好搞笑，找来盛妆新航空姐，排排坐在组屋区公共空间里……图片中又手写上听来的句子：你要和我拍拖吗？／我不想死，救救我。／你有够屌吗？／我的兄弟曾也牵过我的手。／不，新加坡不是中国……看似无厘头的句子涂鸦一样写在画面上，深入阅读颇有震撼力。”
潘正镭为照片写下的图说是：“钻过龙体，看龙转身，谁能相信，这大巴窑孩子心中的神话？”图片之后，诗歌《@1970》很是精彩，其中有这样一段：“边城翠翠这儿叫我少年落寞／沙特已悄悄从大巴窑／大牌28组屋窗口爬进来／存在主义一只迷人的变形虫”
四合一“对读”“互文”带来的震撼呈几何级数提升。
四合一里“图说”十分出彩。图片说明本附属图片，任务是解释何时何地何景何人，新闻工作者最常处理，也往往是最后一道工序。而“图说”来到新闻工作者出身的诗人手里，蜕变为一项独立的文学元素。在书里随手采撷——
“一座废弃的电力站，终于等到一个人来。”
“我不曾调伏心虎，我抱虎同眠。”
“大诗人馈赠的线条我常用来串珠贝。”
“在彼此的掌纹之中，我们相遇。”
“在夜黑风高里暗哑的人性，总有人吹响第一声喇叭。”
“而我还身在南大，何以思念南大？”
“春雷给了我一个名字。”
是图说又非图说，诗意翱翔，哲思蕴藉。潘正镭说，书中所有图说——短诗句里，收到最多回馈的是和母亲合影那一则。照片背景为南洋大学宿舍走廊，青年潘正镭长袖衬衫喇叭裤，正是1970年代年轻人的流行衣着。李有成写，“这张照片说明了，小时夜里在村口等候母亲的小童已经长大，当时走下巴士的母亲已渐年老。”而这条感动了许多人的“图说”是：“在你也开始老时，你不曾带着母亲的记忆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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