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群说她以前有个档案夹，专门搜集所有讨厌的字，“情缘”“惜缘”“缘起缘灭”之类，坚持自己是“绝缘体”。我人生的辞典也拒绝收录某些字，例如“伟大”“爱国”“祖国”，都是我写稿时绝对不用的字，可笑的是我刚刚才用了。或许因为从小离家出国，不管对于我出生的国家还是对于我成长的国家，一点归属感都没有。甚至不管去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自己像只浪猫。读到Norman MacCaig描述入土为安的《爱国者》，感觉才是回家：“我唯一的国家／六英呎高／不管爱不爱它／我都会为它的独立／而死”。当年西西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提名人何丽明说西西是香港代表，西西回应：“作家只能代表自己”。让我隔空遥遥对她点我的头。西西的诗没有国旗。
我也从不相信“感同身受”这句成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真正体验到另一个人所体验到的，没有两个生命个体所感受到的痛苦或者快乐或者悲伤是一样的，我们只能移情或者投射。凡是说自己明白别人感受的，如果不是傻子，那么就是骗子。西谚“put yourself in someone's shoes”没有“感同身受”那么自以为是，比较接近一种建议，建议我们尝试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着想一下。乌裔美国诗人Ilya Kaminsky也曾有过这层疑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不确定自己离开了乌克兰那么久、那么远，身在静好安稳美国家里，还有什么资格去写这场战争。但我没有看见卡明斯基急于代表活在动荡不安中的乌克兰人发言，我只看见他为乌克兰作家寻找庇护之所、把乌克兰诗人的诗译成英文让全世界阅读，与此同时还得陪伴妻子一起面对乳癌三期，让我恍然没有一个角落是永远静好安稳的。
有些字我并不讨厌，例如“核心”，但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我对活着的体会是一种像剥洋葱般的过程，每一天把一片日子撕掉，不管深厚还是浅薄、顺遂还是挫折、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事情来了无非就是体验。我很喜欢已故英国导演Derek Jarman在《慢动作微笑》里写：“当我在写这本日记，我常常想，我是不是应该记下深刻的想法，但或许表面像皮肤一样更有趣、更有活力。”有些字我也不讨厌，例如“文青”，但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离热血青春很远很远，远到血都凉了。而且我的人生一点也不文艺，别以为我一天到晚抱着村上春树，电影只看王家卫，台北只去赤峰街，多数时候我拿在手上的是电费单是猫沙铲是马桶刷是垃圾袋，“文青”跟我真的一条鼻毛的关系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