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对林参天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基于何种视角，是褒或是贬，作为作家，林参天坚持一生，且努力实践的写作信念，已值得我们尊敬。
时不时看到海内外学者发表有关南来作家林参天及其小说《浓烟》 的论述，另外，林参天因短篇小说《希腊人》卷入一场关系到铁抗、张天白等名家的笔战，也常有文章津津乐道。
林参天（1901-1972）为上世纪初期，新马文坛的标志性作家，《浓烟》则为马华文学史上首部长篇小说，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并列为文学社丛书。
小说虽写于吉隆坡，初版于上海，但与新加坡的因缘也深。1959年，青年书局在新加坡重印《浓烟》，且编入青年书局的南方丛书，使到《浓烟》在面市20多年后，又于五六十年代重新走进新马读者的视野。
我读《浓烟》已是新世纪的事了。2005年，在创办人陈孟哲的意愿下，青年书局再次印行这本七八十年前的旧书，我终于也有机会读了这部久闻其名的小说。
《浓烟》以二三十年代马来亚北部一个叫“啼儿国”的地方为背景，故事发生在那里的一所国民学校，小说借主人公毛振东及其周围人物如李勉之等教职员，描绘了彼时“华侨教育”在师资、教学、董事部、课程内容等方面的弊病与混乱。所谓“浓烟”正是林参天对当年华教界黑暗面的比喻。
与上海文学社挂钩的《浓烟》虽然为马华文坛增光，但评论者对其内容不是没有议论的。谈论最多的是小说中一个名叫“佛生”的印度籍教员，被评为不当的人物设置。
近日读了苗秀出版于1968年的《马华文学史话》，又读了林参天1967年在《民报》所写随笔《我与文学》，以及黄梅雨1973年发表于《星槟日报》的《记林参天》，突然间，仿佛懂多点有关林参天及《浓烟》的史料，心里还是欢喜的。
《马华文学史话》其中一篇《关于长篇小说〈浓烟〉的外籍教员》对《浓烟》有颇为公允的评价。在苗秀看来，林参天对于学校董事与教职员间的矛盾，以及教员间的相互倾扎有淋漓尽致的描绘，若有人想知道1930年代马来亚华侨教育界的实情，《浓烟》“提供了比任何的历史文献更其真实和生动的图画。”
但苗秀也直言《浓烟》的写作缺点，如内容流于琐碎，素材不加取舍，关于小说中的印度裔教员，苗秀引述渔光的评论《漫话〈浓烟〉》，指出华校聘请印度人当教员确实极为少见，而渔光猜测，林参天所以做此安排，用意也许是“要借以穿插印人的生活面，使故事的展开，比较生动”，而他认为，如果因为这样而将一个印度人摆在侨教中间，“未免有些矫揉造作”。
从苗秀的“史话”中也才知道，有关《浓烟》与“外籍教员”的论争后来在《星洲日报》的《晨星》版展开，林参天在其回应文章《谈〈浓烟〉里的外籍教员》，否认自己在小说中放置印度人是为了使故事说得生动，因为人物是“实有的”，他且认为，教育事业不论何籍人士都可参与，不能囿于种族成见，而故意更改人物。接下来，张天白以笔名马达在《晨星》写了《关于〈浓烟〉的印度教员》，指出华校聘请外籍教员虽少见，却属“事实”，但作为小说，应采用最普遍的典型人物。
较为不同的是，黄梅雨在《记林参天》一文引述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提出《浓烟》虽然暴露了当时华教的消极面，但对于华社一路来“建校兴学的积极的巨大的意义，却似乎完全没有估计到，作者的视野几乎完全未能超出董事与教员的矛盾之类问题。”
林参天于1927年从浙江初抵殖民地南洋，那时马华文艺还属启蒙期，他晚年所写《我与文学》提到了谭云山、曾圣提等马华文艺的拓荒者，对于马华文学一向都“站在反帝，反殖，反封建的阵线上”与有荣焉，对于“近年来歪风吹遍了整个马华文艺阵地”，“诲淫诲盗，鬼话连篇”感到不安。他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态度：“我要把所写的题材，反复考虑和推敲：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写给谁看？对读者会发生什么影响？对读者的时间和金钱是否会浪费？”
这是近百年前，一位一辈子在新马文坛开垦、耕耘的南来作家对文学的信仰。不管我们对林参天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基于何种视角，是褒或是贬，作为作家，林参天坚持一生，且努力实践的写作信念，已值得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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