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新马行，是那一年新马社会的一大盛事，诗人也兴致勃勃地，一路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大城小镇发表演说。
年轻时爱读泰戈尔的诗，尤其喜欢他的《飞鸟集》，一首首没有标题的，清丽的小诗，看他写落叶、小草、海鸥、游鱼、流萤、微风、细雨……看似淡淡的情怀，却教人久久回味，就像这一首：“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遇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我也喜欢这一段出自《流萤集》的诗句：“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许多年前第一次到汤申路上段教师园住宅区找好友，发现那儿有条太戈尔道（Tagore Avenue），后来又知道，那里的几条道路都以诗人的名字命名，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成了那一带的路名。泰戈尔就在几个唐宋诗人间。
1913年以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哲泰戈尔（1861-1941），并非一般诗人，他著名的演说辞《文明的危机》，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做出强烈控诉，被后世称为他的“最后遗言”。他曾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但1919年，当英属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名反英印度平民，泰戈尔挺身而出，不但以一封义正辞严的信向印度总督抗议，还愤然辞去英国政府授予的爵士头衔。
一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泰戈尔与新马的缘分也不浅。诗哲曾于1920年代来过新马，而且停留的时间颇长，从1927年7月20日到8月16日，去的地方也多，从新加坡到马六甲、吉隆坡，芙蓉、 巴生、瓜拉江沙，再北上安顺、太平、槟城等地，沿途受到华裔、印度裔热烈欢迎与款待。泰戈尔的新马行，是那一年新马社会的一大盛事，诗人也兴致勃勃地，一路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大城小镇发表演说。
前阵子查阅到1927年7月18日《南洋商报》第三版有则新闻：“诗圣泰戈尔抵叻有期”，新闻详细说明泰戈尔将于7月20日抵达新加坡后的一连串行程，包括他在在维多利亚剧院的两场演讲，一场为公开演讲，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克利福爵士亲自主持，另一场则是向学生演说。
泰戈尔在新加坡期间，《南洋商报》对他的抵达与离去，各族群、团体欢迎他的盛况都有报道，他于1927年7月20日清晨坐轮船安杯司号抵达新加坡，轮船停泊在第十二号货仓处。抵达新加坡时，新加坡工部局局长、总督府和欢迎筹备会委员等政府官员、社会名人都到码头迎接，印度人协会会长向泰戈尔献上花环，“印度人妇女到者奏乐唱歌欢迎”。然后，泰戈尔一行“乘车前赴督署，将受总督及夫人款待”。
7月21日，海峡华人协会在中华俱乐部设宴欢迎， 到会人士包括了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在新加坡期间，华侨学界为泰戈尔举办了两场欢迎大会，第一场于21日在道南学校举行。另一场则在24日在大坡中华电影戏院召开，并请泰戈尔演讲，《南洋商报》形容那两天的欢迎会，其“盛况为从来所未有”。
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之后，1921年，用奖金在加尔各答附近创建了印度国际大学，大学附属的中国学院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镇。在新加坡期间，泰戈尔在不同欢迎会发表的多场演说，其演讲主题环绕着各国的文化交流，尤其强调亚洲人须互相了解，鼓励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永久合作，将东亚文化发扬光大。尤其在华侨学界举办的两场欢迎会上，他一再强调中印文化友好合作，提起自己1924年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期许自己“以中印合作之精神而综合中印两国之文化”。
泰戈尔在新加坡逗留了一周，在7月26日下午5点乘政府快艇前往马六甲，《南洋商报》27日第二版的标题是：“毋忘世界人类之团结太戈尔临别如是言”。
事隔34年之后，本地报人、作家连士升曾于1961年在《南洋商报》发表《泰戈尔游览马来亚》一文，文章提到泰戈尔访问新加坡期间，新加坡印度协会出版的《印度人》杂志，特地出了一册“泰戈尔博士专号”，详细地记载泰戈尔在新马的行踪。
1961年，印度驻马来亚新闻官特地把这份“泰戈尔博士专号”重印出来，连士升根据专号写下《泰戈尔游览马来亚》。印象较深的是，连士升说，泰戈尔在新马一再发表的演讲，言简意赅，“这对于亚洲各国的觉醒，甚至每个国家都要起来争取独立的运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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