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上旬，日军投降六个月后，15个本地女孩被送返新加坡，她们都是日据初期被日军强掳送往印尼爪哇的“慰安妇”。当她们乘坐的船抵达新加坡港口，其中一个女孩对前来接收的官员说：“我爸爸会让我回家吗？”

这句问话，听上去简单平淡，可话里却藏着很多心酸、疑虑甚至恐惧。借着这句问话，凯文·布莱克本（Kevin Blackburn）教授在新著《历史与记忆中的新加坡“慰安妇”》（简称《新加坡“慰安妇”》）中，开始了他的第二步探寻：在本地二战集体记忆中，本地“慰安妇”群体为何始终面目模糊，而且长期失声？

历史学者不仅是对已发生了的事情感兴趣，他们其实更敏感于那些在历史记录上不见了的人们、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语。因此这样的无声，时间拉得愈长，愈是震耳欲聋，让历史学者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