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出差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入境，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之前经常出差去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地，这些国家出入境都要填写相应的表格，有的还挺繁琐的，习惯成自然，那天我便在阿姆斯特丹入境关口的柜台附近四处张望，却没有找到堆放纸张表格处，正在疑虑，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问我怎么了？听了我的解释，她笑说，这里不用填写表格。我直接走去入境柜台，年轻官员拿了我的护照，并没有翻看，只朝封面瞥了一眼，然后问，你来荷兰干什么？我回答说公务，他马上就点头放行了。后来我一边走去皮带运转台领取行李，一边心里更为疑惑了──这地方“审查”外国人入境怎么就这么简单（潦草）？他们难道不担心随便放了一个“坏人”进入国门？
那件事印象很深，可以说，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心绪得到了某种解脱和开悟。所谓的“敌情观念”，是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社会乃至家庭里，受到教育听到训导得到指示，头脑里慢慢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身心里凝聚的不信任人的防范本能。而刚移居新加坡那几年，这种定势和本能还潜伏心底，打工出差时来来去去几个邻国的经历似乎也没有改变甚至好像还加剧了我对于“守好国门”的想象和执念，荷兰关口的快捷遭遇反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那次的经验是一次刷新的感受，也是我逐渐在思想意识上转变成“新人”的一个转折点。
想起和谈论这事，是因为，最近在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群里看到有人询问，中国的亲友想读到自己（作者）在国外出版的文艺类新书（并不涉及政治、哲学等敏感题材），有何办法购买或邮寄？答案是，目前这方面的途径全部被堵死了，滴水不漏，完全没有可能。有人就总结道，执行这样的政策，思路仍然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同“自信开放”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