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有一处壁画，画的是两个小孩骑车的场景，他们的模样活泼可爱、惟妙惟肖。墙上还放了一辆真实的脚踏车，供路过的人骑上去，与画中的孩子们一起定格成一幅风景画。从槟城老街走到那处壁画的路上，一位穿着简朴的老人在路边摆了个小摊。老人戴着一顶布满污渍的帽子，背着久未清洗的双肩包。摊位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标识，他只是在人行道上放了两个纸箱和一个小板凳，纸箱上整齐地摆着他要售卖的物品。
他所售卖的物件，都是旅途中偶然收集的藏品，大多产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要是旧纸钞，包括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在海峡殖民地发行的货币、人民币伍角纸钞等；此外还有一些印有人物肖像的明信片，以及来自槟城和泰国的各类旧商标。我从他略带英式却不甚浓重的口音中推测，他可能是遗留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类似历史学家、人类学家Ann Stoler笔下的“克里奥尔群体”——这一称呼特指外来者与本地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后代。第二天再次遇见这位老爷爷时，他告诉我，自己出生于英国，一直在四处旅行。
他今天带出来的信件不多，向我介绍时说，这些是槟城一位母亲写给在新加坡学医儿子的家书。我翻看了一下，确实都是从槟城寄往新加坡、署名给同一收信人的信件。信件每封售价马币10元。我在购买前稍有犹豫，一方面它们写于1955年，与我所研究的时间段不太吻合，我更倾向于聚焦20世纪初期的历史；另一方面，我尚未对信中主人公做过背景调查，不确定能否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材料。他说家里还有一些与新加坡有关的资料和信件，可以明天带出来。第二天是周六，如果我明天还在槟城，他让我白天去兴巴士周末市集找他。他通常坐在市集入口的显眼位置，傍晚才会回到小巷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