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19世纪俄国作曲家鲍罗丁（Alexander Borodin）的音乐——无论是钢琴曲、四重奏或管弦乐——，于赞叹其音乐才华的同时，也不禁对他的一生倍感费解：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其音乐主题乐符和化学公式。

鲍罗丁究竟是一位音乐家，还是一位化学家？恐怕两者都是。音乐史上不乏半途转换跑道而成作曲名家者。譬如19世纪法国管弦乐大师柏辽兹（H.Berioz）就是。父亲是医生，当然也希望儿子克绍箕裘。他18岁时即被送往巴黎习医，在和“可怕的尸体”相处了一段时间，他毅然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同样是医生之子的20世纪初芬兰国宝西贝柳斯（J.Sibelius），于赫尔辛基修读一年法律课程后，也报读了音乐学院。这一跑道上的转换，为西方音乐史带来两位重要作曲家。

鲍罗丁呢？他开始“玩音符”之前，早就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和教授。但不同于柏辽兹和西贝柳斯一头栽入五线谱中，他一手持烧杯一手持音乐谱表，游弋于两者之间而不亦乐乎。其导师曾如此对他说：“我希望你能继承我，但你只想到音乐。你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打算鱼与熊掌同时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