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在新加坡美术馆工作时，协助馆长郭建超策划了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的个展“理想主义”。展览展出了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而其中非常引人瞩目的是他的“面具”系列。

当时年纪只有30出头的我，其实还不能算理解曾梵志作品中的涵义。我成长的新加坡社会比较生于1960年代——孩童时期经历文化大革命，青年时期又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艺术家所经历的极其不同。我生活在李光耀时代平稳，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些许严厉氛围的新加坡社会；我的父母又为我在这个已经安稳的社会里，制造了一个“人性本善”，人人严格要求自我，无论学习工作生活都如此的“泡泡世界”。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到宏茂桥的皇冠皇城戏院看中国电影，像《女跳水队员》《大桥下面》《小花》《高山下的花环》等等。这些电影还有父母摆上我们书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读物，让我们生长在一个人人向上向善的世界。这样的家庭教育，加上当时不时在电视上出现，以家长式口吻教育全体国民的总理，对我童年与少年时期个性的塑造与影响，真是不一般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