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专栏时背景处有读者的目光吗?”K饶有兴趣地问我。那是一个西方视觉艺术特别喜欢的讨论课题,我后来发现。
我的书橱里搁着艺术史学家约翰·伯格的著作《观看之道》,论述了西方艺术如何将女性置于男性目光之下,强化了父权制的视觉叙事。
我不是男性作者,也不晓得K的提问是否触及性别议题;但那不是一个合适深刻讨论这个课题的场合,我正接受K的面试——他是面试官,我是被面试者。我记得我简单回答:有读者存在。K意犹未尽,想追问的时候面试课题已经转移。
“你写专栏时背景处有读者的目光吗?”K饶有兴趣地问我。那是一个西方视觉艺术特别喜欢的讨论课题,我后来发现。
我的书橱里搁着艺术史学家约翰·伯格的著作《观看之道》,论述了西方艺术如何将女性置于男性目光之下,强化了父权制的视觉叙事。
我不是男性作者,也不晓得K的提问是否触及性别议题;但那不是一个合适深刻讨论这个课题的场合,我正接受K的面试——他是面试官,我是被面试者。我记得我简单回答:有读者存在。K意犹未尽,想追问的时候面试课题已经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