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二年级语文课本《摇摇摇》一文，把“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句子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读者热议。出版社事后澄清，之所以把“外婆”改为“姥姥”，是字表的关系。由于这之前的课文已经学过“外”字和“婆”字，“姥”字未学，才把这篇课文里的“外婆”改成“姥姥”。出版社在针对“外婆”改为“姥姥”的公开答复中表示，这种安排“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因为这“是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明白了，这是课本编写者面对编写要求而尝试达标的变通手段。千山万水走过来，这感觉何其熟悉，四十余年前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挑战。编写教科书是苦差还是乐活？各人感受不同。使用字表，若严格根据年级细分，编写教材时便得有灵活的调度空间，方能缓解约束。
倘若课本的用字缺乏依据，一些常用字可能成沧海遗珠。要是放任使用，或落得各年级教材语文水平忽起忽落、难易信度不易确立的局面。这等编写难题，后来有了解方——字表的概念浮现了——通过大范围的语料分析，总结出3000常用汉字，制成字表，再分布到不同年级学习。字表成了科学、实用的编写依据，更能顾及学习者的年龄心理，对华文学习有大助益。
字表，不是花瓶。为了确保课本覆盖字表所规定的汉字，编写者想在“用字受限”的情况下奉上一篇篇内容扎实又文采斐然的课文，得浑身解数，方能在有限的篇幅中纳入指定的生字。于是不知不觉间，字表让编写者绞尽脑汁——要为字表里的单字逐一安家落户，或得绕道改词，稍一不慎，便落入有悖规范的骂名。在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前线，字表考验着衮衮诸公的语文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