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替人取外号几乎是一种“民间艺术”。不需文凭,也不讲修辞,只要你观察力够敏锐,够大胆,一个响亮的外号就能脱口而出。

外号的来源五花八门。长相最直接——戴眼镜的叫“四眼”,头大的自然逃不过“大头”;身形也难幸免,高个子被叫“Panjang”(马来语),瘦小的就是“San Por”(福建话)。牙齿缺了几颗的,一句“Boh Geh”,既传神又到位。职业更是取之不尽:卖粽子的叫“卖粽嫂”,卖面包的阿宝成了“Roti宝”,我家附近洗衣店(Dhoby)的老板娘,也能直接被叫成“Dhoby的某(方言,老婆的意思)”。

我父亲就叫“大头”。这外号毫不含蓄,却真实贴切。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称呼不仅街坊邻里这样叫,连亲戚朋友也用得顺口,本名反而成了“备用”。至于我,自然也“继承家业”,被叫作“大头仔”。小时候晒得黝黑,又多了个“小黑”,一个人两个外号,倒也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