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唯二”马来文中学 师生集体记忆补白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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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到我国之初并未关心教育,长期以英校为主,直至新加坡自治之后,人民行动党政府于1961年设立了新加坡首所马来文中学——桑尼拉乌他玛中学。该校师生不久前集合敦斯里拉朗中学两校校友之力,请专人著书为校史补白。

一个多星期前结束的早报文学节,其中一场邀请到本地英文/马来文双语作家亚非言(Alfian Sa'at)、翻译工作者苏颖欣与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对谈,探讨潜藏在本地多元社会底下的课题。

讲座中他们谈到了南洋大学的命运,华校生的集体创伤,对照新加坡马来中学关闭所造成的伤痛。

亚非言提到,在此例子中,类似的创伤一般仅表现在新加坡的华语社群以及马来语社群之间,很少能够进入到新加坡的英文文学讨论范围里,似乎英语社群无法感受到那伤痛。

当时曾昭程向大家推荐了一本书,那就是最近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新加坡马来中学的英文著作——“Sang Nila Utama & Tun Seri Lanang:Singapore's Last Malay Schools”。

《联合早报》的读者想必很熟悉华校的兴衰史,现在就连梁志强导演也能大声调侃南大被关闭,拍摄华校生命运的喜剧,但我们似乎对马来社群的认识不足,甚至不知道有马来文中学的存在。

政府开办首所马来文中学

新加坡在实现自治之后,人民行动党政府于1961年成立了新加坡首所马来文中学——桑尼拉乌他玛中学(Sekolah Menengah Sang Nila Utama),以相传“发现”新加坡的苏门答腊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命名。隔年,第二所马来中学敦斯里拉朗中学(Sekolah Menengah Tun Seri Lanang)也成功办校。后者是以《马来纪年》传说中的作者、16世纪柔佛王朝大臣敦斯里拉朗命名。

根据本书作者西达雅(Hidayah Amin)所写,新加坡的马来文教育一直处在边缘。13世纪来往新加坡的阿拉伯或印度回教商人曾在本地进行零星教育活动,主要以宗教课为主,1905年才出现了第一所宗教学校Madrasah As-sibyan。至于英国殖民者,他们到新加坡之初并未关心教育,长期以英校为主,但逐渐地,英校也开始在小学提供四年马来文基础教育。

1839年牧师基斯柏理(Benjamin Keasberry)出资建了马来学校,大约有50个男孩在校内接受英文与马来文教育。1856年直落布兰雅小学(Sekolah Rendah Telok Blanga)与阿都拉学校(Sekolah Abdullah)成立,由当时的天猛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

马来中学生毕业没出路

西达雅指出,当年的马来教育与英国系统相近,但最大的问题是,到了中学,就只有英校和华校,这使得马来语社群难以进一步升学。20世纪初的马来文源流学生,在四年级完成马来文基础教育之后,必须参加英文考试,通过了才能升上五年级。

这一切要等到二战结束后,英国准备让新加坡自治,才有了改变,教育开始注重本土身分认同。

不过马来语群必须等到新加坡自治后,准备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才终于成立了两所马来文中学。同时历史又开了玩笑,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此前的所有计划又必须重新审视,最终在1987与1988年相继结束历史使命。从本书可以一窥,马来文中学没落的岁月里,一群学生因为不是英校出身,严重打击他们毕业后的出路。

本书以两所中学为主轴,序章综述了新加坡马来教育史之后,主要是这两所学校的资料以及师生的集体回忆。前桑尼拉乌他玛中学教师旺·胡欣·朱利(Wan Hussin Zoohri)2014年参加一项关于本地各源流学校的活动时,看见一张直落布兰雅马来小学的照片,却不见桑尼拉乌他玛中学的照片,让旺·胡欣有了记录学校历史的念头。当旺·胡欣向教育部寻找资料时才发现,当局并未保存太多资料,所以必须集合两校校友之力,才有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

桑尼拉乌他玛中学旧校舍旁原为比达达利坟场,本书记录了一些校友当年发生的灵异事件,颇为有趣。如今校舍已让道发展组屋。敦斯里拉朗中学的校舍则仍被保留下来,它曾短暂成为拉萨尔艺术学院的校舍,如今是国家艺术理事会,以及许多艺术家的基地——月眠艺术中心。只是一如西达雅在书中批判的,多次造访月眠艺术中心的我,竟然要等到如今读到此书,才知道此地原来曾是新加坡第二所,也是最后一所马来文中学的校舍。

为此我上月眠艺术中心网站一看,却找不到相关资料,也许真的太隐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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