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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悦读@NLB】追溯大坡路名由来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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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于上周五(9月10日)举行的早报悦读@NLB讲座《漫谈大坡路名》,由民间文史研究者,也即《新加坡地名探索》作者黄友平与大家分享大坡路名及其背后的故事。

本地共出现6600条地名

黄友平首先为大坡定下范围,也就是围绕着新加坡河南岸的六个小区,包括莱佛士坊、安祥山一带、芳林公园、牛车水、甘榜马六甲与珍珠坊。黄友平首也对新加坡地名做了简单介绍。他说,从1819年到现在,新加坡共出现6600条地名,这些地名包括200多个乡村名字。现存的地名共4500多条,所以共有2000多条的地名随着时间而湮没或改名。城市重建计划下,大量的地名消失于1970年之后,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地名。

黄友平也说,路名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例如中国街是由中国与街组成的,中国是专名,街是通名。马来文路名则是颠倒的,例如Jalan Besar,Jalan为通名,Besar是专名。Jalan是路,Besar是大,所以马来语是大路的意思。专名可以是任何语言,主要是名词,但也可以是形容词、动词与感叹词等等。通名例如街、路、大道、Lorong与Jalan等等,不到100个,只限于英文与马来文,但可重复使用。

黄友平说,4000多个独立的多种语言专名与不到100个的通名组成6600条路名。另外还有英语单词路名例如Bishopsgate、Bishopswalk、Causeway、Piccadilly、Queensway等,两种或多种语文例如Bedok Road(巫英)、Bukit Ho Swee(巫华)、Jalan Wat Siam(巫泰英)、Tiong Bahru Road(华巫英)。

黄友平说,分析专名的历年演变,就会发现英文专名本来占大多数,但到了1970年,马来源流的专名竟然多过英文,这是因为二战之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关系密切,连地名也马来化起来。虽然新马在1965年分家,但那些马来化的地名早已固定下来,所以高于英文源流的专名。

黄友平讲座上分享说:莱佛士规定新加坡河北岸由欧洲人与马来人居住,华人和印度人则住在南岸,也就是现在的大坡。

市区规划下大坡地名与命名

莱佛士于1819年1月29日登陆新加坡,2月5日与柔佛苏丹、天猛公订立建贸易站的协议,次日就离开新加坡,留下法夸尔为首任驻扎官。他第二次到新加坡是1819年5月,逗留约一个月。1822年10月再到新加坡,对新加坡市区进行规化,规定新加坡河北岸由欧洲人与马来人居住,华人和印度人则住在南岸,也就是现在的大坡,并由Jackson中尉制图。

黄友平指出,根据Jackson中尉所绘地图的1828年版,新加坡河南岸出现的街道是:商业广场(Commercial Square)、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漆街(Church Street)、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克罗士街(Cross Street)、实叻络(Salat Road)、珠烈街(Chulia Street)、中国街、福建街、南京街、广东街、澳门街(Macao Street)、漳州街(Chin Chew Street)。

其中马吉街之所以以“Market”命名,因为此地有两个巴刹,一个是卖菜与肉,另一个专卖鲜鱼的。马吉街的一端伸入大海,还建了个小码头。至于马六甲街则因为早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时,对进出口货物抽税,而马六甲商人知道新加坡是免税贸易站,都闻风而来,因此称为马六甲街。直落亚逸街是闽南话音译,“Ayer”马来文是“水”的意思,但自1879年填海之后,已经与水无缘。

黄友平认为,漆街并非过去所说的,以“Thomas Church”命名,因为他1837年才开始任新加坡的驻扎官。此街也见于1829年的Coleman地图,因此不是写错,也未详从前此街有否教堂。“Circular”虽为圆形之意,但沙球劳路沿河弯曲,並非圆形路。桥南路是指1822年横跨新加坡河的木桥,在桥的南端叫桥南路。克罗士街与桥南路和直落亚逸街相交叉,因此定名“Cross Street”。澳门街目前已不存在,1925年澳门街改名为必麒麟街。

黄友平也提出,Chin Chew Street译为“珍珠街”并不妥当,根据1745至1747年间葡萄牙人勘测的厦门岛与金门岛地图,Chin Chew应是指福建漳州。

三条路名相似导致消防车去错地方

有趣的是,这些年来陆续有一些路名因为各种原因而改名,黄友平举例说,在过去,以葡萄牙医生“D'almeida”命名的街道有三条,除了达美打街(D'almeida Street),还有牛车水的爱美打街(Almeida Street),于1908年改称邓波街(Temple Street),另外,爱美打路(Almeida Road)也于1908年改称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这两条路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路名相似而导致曾有消防车去错地点。另外,从前也有两条“Church Street”,一条是依旧在市中心的漆街(Church Street),另一条是于1858年已改称为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

又如文达连路(Boon Tat Link),路名源自新世界游艺场创办人王文达。但此路旧称日本街(Japan Street),二战结束后,受尽日本蹂躏的新加坡人已无法容忍街道以“日本”为名,于是在1946年改为文达连路。

另外如珠烈街(Chulia Street),Chulia取自古印度朝代之名,少人知道的是,此路过去称为吉宁街(Kling Street),改名则因为“Kling”之名不雅。那是因为19世纪时,英国人把印度囚犯流放到新加坡,那些囚犯经常带着脚链修建道路与房屋,还发出“Kling”响声,因而有“吉宁人”之称。后来由于印度人抗议,Kling Street遂改为Chulia Street。

多条地名以殖民地高官命名

黄友平也提到了不少过去以殖民地高官命名的街道,例如丝丝街(Cecil Street),此路于1881年以当时殖民地政府的辅政司Cecil Clementi Smith命名。他在1887至1893年间任总督。有趣的是牛车水有条史密斯街(Smith Street),有人说也是以Cecil Clementi Smith命名,但1853年9月有报章刊载史密斯(John Colson Smith)写给市政委员的一封信,表达乐意捐款200元,修补史密斯街,由此可以推论此街是以他命名的。Cecil Clementi Smith于1878年才到新加坡任秘书长,因此不可能以他命名。至于John Colson Smith并非无名小卒,他原在槟城当校长。1844年来到新加坡接任新加坡书院(后改称莱佛士书院)的校长职位。

另外,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及罗敏申码头(Robinson Quay)则以William Cleaver Francis Robinson命名,他是在1877至1879年担任新加坡总督,之后调去澳大利亚任西澳洲总督。他在任期间,殖民地政府批准直落亚逸湾(Telok Ayer Bay)的填海工程,以他命名也因而名正言顺。

延伸阅读:可到国家图书馆或登录其电子资源网站借阅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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