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林方横跨60余年的文学生命，可以梳理为两个领域的贡献：一是现代诗创作与理论，一是社团文学书籍出版。
1960年代开始高举现代派诗歌大旗的林方，在今年10月10日离世。纵观林方横跨60余年的文学生命，可以梳理为两个领域的贡献：一是现代诗创作与理论，一是社团文学书籍出版。
用班兰叶包粽子
在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诗歌的历程中，林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在年轻时曾以“萨那隆”为笔名发表过不少散文。从1957年开始创作现代诗，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学生时代编过纯艺术刊物《星座月报》和《图画新闻周报》，林方曾被台湾诗人覃子豪期许为充满希望的诗人。但他对新华文学的建树，应该追溯至1963年底至1964年，那场关于现实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论争。当时，比林方年长14岁的新华诗人钟祺发表了一篇文论《一首“现代诗”》 ，对吹袭新马一带的台湾现代诗风给予不客气的批评。
林方无法忍受这种打压式的批评，在钟祺文论发表后的隔天晚上完成《致钟祺先生》，1964年1月27日发表于《星洲日报·青年园地》。该文指责钟祺“这一篇文章并非纯粹对于文艺的探讨，而是强词夺理地非议现代诗”，并旁征博引，列举西方文学理论来支持自己捍卫现代诗的论点。过后两人再来回笔战两个回合。
在新华文学史上，贺兰宁编、五月出版社在1970年出版的《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是一本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诗选，收入创作的诗人是：牧羚奴（陈瑞献）、完颜藉（梁明广）、林方（林赐龙）、南子（李元本）、贺兰宁（陈鸿能）、谢清（谢国华）、孟仲季（丘柳漫）、蓁蓁（丘柳川）、文恺（程文恺）、流川（陈生贵）、莫邪（杨萱）、沈璧浩、吴韦材、零点零（颜学渊）、夏芷芳（陈枫月，陈瑞献之妹）。
除了完颜藉之外，其余14位诗人当时都不足30岁。在这本诗选中，年轻诗人们都有一篇序文，作为向现实主义诗歌宣战的檄文。林方当时在序文中批判道：“古典主义的诗过于强调理性，浪漫主义一味暴露感情，象征主义欲化文字为音乐，超现实主义大事表扬灵魂的机动性，立体主义把图画带进诗的领域，这些都是死钻某一层意义的牛角尖。”我想象，包括林方在内，这15位意气风发的现代主义诗人当时正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手执利剑，策马扬鞭，向着现实主义诗歌阵营冲刺而来。
1989年，五月诗社出版南子主编的《五月现代诗选》，林方为这本书所写的序文《班兰叶包扎的粽子》是一篇重要的文论，文中指出：“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多元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新华现代诗必须更鲜明地自我塑造，不仅摆脱那种‘断脐’而不‘断奶’的依赖关系，同时大胆尝试改用班兰叶包扎粽子，配合崭新的局面建设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风格。”此文宣示着中国以外，世界范围内的华文作家以本土传统经验为经，以中华文化传统为纬，所创作出来的“双传统”的文学作品。
2000年，林方为我的诗集《等待西安》所写的序文，可以视为他第三个阶段诗论的核心部分。他借由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之说加以申论：“无论时空，艺术的出现均须善假于物，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无，最终确立审美对象。如果，把‘埴’当成工具、载体、媒介，‘埏’为涵盖体裁、形式、技巧的创作阶段，则‘器’就是浑然存在的审美客体，一件体现手段以制造效果的客观性产品。”；“如果，视‘埏埴’为体裁、形式、技巧的范畴，定‘器’为工具、载体、媒介，则‘器’中盛载的必然另有乾坤。‘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不仅审美对象抽象化，艺术的本质也变得漫无边际。”
林方此文不长，全文环绕“埴”与“器”的相互关系论述，其横贯古今中外的诗歌理论，以及其对于文学创作中的“体裁、形式、技巧”与“工具、载体、媒介”等主客体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018年9月，时年73岁的贺兰宁获得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新加坡现代诗风格论》，论文所评述的新华诗人共有十位，其中一位就是他敬重的林方。贺兰宁原本希望能够在博士毕业后的两年内出版论文，没想到突如而来的冠病疫情拖慢了出版步伐，林方也无缘一览贺兰宁对自己诗歌的论述。
后继并非无人
除了在诗歌创作思潮上对现代主义不懈的审美坚持，林方对于新华文学的贡献，就是在社团与会馆的范围内，对新华诗歌幼苗的哺育，以及对新华文学发展的推动。
1985年6月至8月，五月诗社与新加坡晋江会馆联办诗歌讲习班，五月诗社社员分别主讲了十门课，班主任林方和贺兰宁则轮流向学员介绍佳作，出题给学员习作。晋江会馆教育股在1986年2月出版《诗的新苗——诗歌讲习班学员作品选集》，主编就是林方。在40棵诗的新苗中，包括后来加入五月诗社、诗风独树一帜的黄广青。
林方在此书的《导言》中积极乐观地写道：“本书的出版，最大的意义，不外乎要一再证实，后继并非无人，前景一片大好。悲观、颓丧、掉儿郎当，都是鸵鸟藏头的行为，反有推波助澜之嫌，委实要不得。”
同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开始出版一套关于新华文学的丛书，林方担任主编工作，丛书的作者可以是不同籍贯的新加坡人。1998年3月，淡莹、艾禺合编的《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应是林方亲手编排的新华文学丛书的最后一本，列为丛书系列之38。
林方是这套丛书的幕后主编，同时也是为作者们润色行文文句的幕后文字编辑。林方在1990年代的某一天告诉我，一些作者的文句如果没有经过修饰，不能“出街”。
2003年3月底，沙斯疫情来袭之际，五月诗社社员在千禧楼享用由时任社长林方请客的最后一顿午宴之后，诗社竟然毫无迹象地、无声无息地进入长达九年的冬眠状态。
2012年4月22日，五月诗社面临继续活动或者即刻解散的抉择。当天，淡莹、贺兰宁、文恺、梁钺、郭永秀、蔡志礼、采凡音齐聚寒舍，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八人一致认为，五月诗社成立30多年，一路走来实属不易，不可以就此关门大吉。那天举行九年来的第一次理事会选举，投票结果，推选郭永秀接替林方的社长职责，蔡志礼为副社长。林方当时虽然颇有微词，后来也从善如流，使得五月诗社领导班子的交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尽管当时五月诗社没有主办活动，但诗社旗舰刊物《五月诗刊》的编排与出版工作并没有停顿下来。从2003年至2006年，在林方的默默耕耘下，《五月诗刊》出版了四期，即第36期至第39期。林方虽然不至于视钱财如粪土，但是鉴于诗社经济情况不佳，他自掏腰包来出版这四期的《五月诗刊》。林方此举，让我联想到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自己的主编薪资支撑《蕉风》月刊出版费用的姚拓。
林方的意义，就是他毫无杂念地固守文学、固守现代主义诗歌，以及在新华文学的书籍出版上，他对规范华文的坚持与用心，对新华文学发展的幕后推动。
林方的身影
由于过去30多年来与林方熟悉的缘故，以至于虽然我获悉他离世的噩耗数天之后，潜意识里仍然难以接受他已不在人间的事实。
认识林方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1988年2月，五月诗社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新马诗歌朗诵会，我是其中一人。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认识林方了吧？
同一年，希尼尔和我一起加入五月诗社，印象深刻的是那时林方设宴欢迎我们加入诗社，同席者还有南子、贺兰宁、谢清、流川、蔡欣等人。
1989年，我开始习作收集成书，编排和出版工作都是交给林方的七洋出版社处理。这些书共有九本，包括散文集《无弦月》（1989）和诗集《十灭》（1994）等。经林方的同意，潮州八邑会馆在1993年赞助我出版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
林方很早以前已经开始居家办公。在那十多年间，我由于出书的需要，经常出现在林方的家中，交稿打字，校阅排版稿件，交照片作为封面设计等。
2002年，应香港诗人傅天虹之邀，林方、南子和我兴致勃勃地收集自己的短诗各20首，通过香港的银河出版社出版《林方短诗选》《南子短诗选》和《伍木短诗选》。
新千禧年前后几年内，我一度沉溺于古董家具的欣赏与收集中。有一天，根据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分类广告，我偕同林方到一个准备出售古董家具的住家淘宝。林方家里的那两张镶贝酸枝木座椅，就是那时物色的。
性格内敛的林方一向深居简出，有一些来自官方组织的正式邀约，他都改而叫我代他出席。我也帮君绍和林方打字投稿，君绍和林方是师生关系，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去年7月14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林方，当时是以刚面世的博士论文相赠。去年有感于数位新华作家被病魔缠身，我写下了组诗《本族本土的梦——记新华文坛十老》，其中一首是写给林方的《身影》。
过去近30年来，他住勿洛南，我住勿洛北，我往往一个电话，30分钟后就会出现在他家门口。他既是我亦师亦友的好友，也是我的近邻，一个如斯熟悉的好友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离世，怎不教人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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