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 十五

(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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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妈度日算时间的阴历和红毛日历之别,其实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里的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角力。

于我而言,阿妈(福建发音为“麻”)离世,标记着一个时代结束。阿妈的时代,接近100年,从20世纪初起,到21世纪初终。那一代人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那一代人,乘坐着时代巨轮,躲过战火,在开国路上洒血滴汗;把广袤的乡野气息变成组屋区的甘榜精神;从上街看酬神戏到留在组屋里追本土电视剧;从讲方言到讲华语,又到学英语。那一代人,国家尊称之为“建国一代”。

阿妈走后这几天,耳边总响起小时候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一首歌旋律悠扬的歌曲:“初一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他摆摇,杨呀杨柳梢……十五呀到初一,月亮呀不见了,那春风他摆摇,杨呀么杨柳梢……”仔细想了想,原来是《绣荷包》,歌词以农历为叙事抒情的经脉,诉说着待嫁女儿的心思。为什么有此联想呢?这首传统歌谣里的日子数算法是初一到十五。对了,对阿妈这一代人来说,日期数算法正是初一、初二、初三……月份数算法为正月、二月、闰月……年份数算则是鼠年、马年、猪年……阿妈最重视初一和十五,那是她吃素礼佛的日子。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出于选择,阿妈在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跌倒入院,开始昏睡;住院期间还在病床上确诊冠病,连最后一刻都赶上了时代疫病,该经历的都不错过。当了89天的睡美人以后,她在农历四月初一飘然而去。从十五到初一,阿妈的一生也就在这个传统的时间逻辑中流转、完美地画上句号。

一、日历

儿时,我的时间概念是具体有形的,那是一本挂在木板墙上的可撕日历,开年时又厚又重,得在墙上,够得着的平行位置上打个又大又粗的挂钩,才能挂牢它。儿时,我们总争着每天撕一张,纸质轻薄,做纸飞机、折纸船最好。越撕越薄……剩下最后十几张时,阿妈就格外忙碌,我则格外兴奋,因为,准备过年了!淘米捣米做年糕,浸笋干杀鸡鸭做年菜,忙得不亦乐乎……年节前那几天是平日总不见人影的阿妈待在家里最久的时间。她矮小的身躯一下弯腰,一下蹲腿,一下站直,起落敏捷,手法利落但粗糙地张罗着,嘴里也吆喝指挥着我们跑腿打杂,冷清的家里顿时一阵热闹。

儿时,我的时间概念以中文单语表述,但内容是双文化形式的。日历纸面大小不一,那时,张挂在墙上的日历也是贫苦人家“攀比”的项目之一,日历开本越大,越令人羡慕。不管大小,日历以粗大的阿拉伯数字标记日期,红色数字表示星期六、星期日和公共假期,绿色表示须要工作上学的寻常周日。显目的阿拉伯数字底下则以中文左右排列,写着农历日期、星期几。下面是一大段中文说明,以较小的字体写着各种宜忌事项,精彩纷呈。对不识字的阿妈而言,大大的阿拉伯数字是她看得懂的,中文的农历日期是不必看的,那是她认知里的时间逻辑。对遭弃养的阿妈而言,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晓得自己肖马。她知道我是正月初六出生的,是她挺着肚子忙完了过年的事,一大早就去竹脚医院生第11个孩子。一年里头,阿妈的“大日子”指的是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正月初九拜天公、正月十五……

“你阿爸(音“拔”)的忌日是红毛日期的哪一天?拜几?”每当她走到日历前,尝试对应着大脑里的时间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时间逻辑时,我都感觉既好奇又可笑。好奇的是,为什么她的时间逻辑和我每天在作业上写的,先生教的不一样?可笑的是,这么简单的事她怎么也不会?那时的我幼稚地瞧不起她,认为她是个无知的文盲,没受教育,不知道阳历才是“正道”。那时,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我认为阴历就只是生日吃鸡蛋面线,端午吃粽子,中元各种大拜拜,中秋吃月饼提灯笼而已,在现实生活里是毫无意义的。殊不知,储存在阿妈大脑里的时间线是无比可贵的。那其实是在热带小岛落地生根后的华裔后代继承自祖辈的传统文化符码,而且,相当的完整。殊不知,阿妈度日算时间的阴历和红毛日历之别,其实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里的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角力。当然,我更无从体会连在日期这么简单但重要的小事上,都存在着认知不协调的阿妈要如何克服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思想逻辑冲突以及日常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就这样,能完整记着阴历的年月日,却只能理解一个礼拜有七天,其他的月份、年份都得反复对应的阿妈不断地对应着……木板墙塌了,墙上的日历消失了,组屋里矮桌上的小本站历也渐渐没了……

二、语言

阿妈生于二战前,战争发生时,她12岁。她没上过学,混街头长大,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来自生活。阿妈主要讲福建话,巴刹马来语很流利,广东话也可以,日常生活里的语码转换自如。这些都是她活学活用而来的。她后来会讲的几句简单华语则是我们上小学后教她的,包括她唯一会颤抖着手写的三个字:她自己的名字。我们小时候,她以福建话和我们沟通;在家时,她一边洗菜一边用小收音机听台湾歌仔戏,我印象最深的嘉庆太子游台湾和林投姐;她偶尔自己去看新赛凤的酬神戏。孙子辈越来越多以后,她就福建话和华语掺杂着说;晚年和印度尼西亚帮佣说话则是马来语和福建话掺杂。我从跟她学来的福建话里有很多马来词汇;那是我到台湾念书以后,和当地人讲台湾闽南话时才发现的,例如loti(面包)、kahwin (结婚)、suka(喜欢)。

土生土长的阿妈知道自己是安溪人,说的也是安溪口音的福建话。不识字的她也认不得ABC。那么,不识字不会读报的她如何掌握生活时事?印象中,阿妈对时事变化一清二楚,尤其是政府什么时候发钱,到哪里去领钱这件事,她都是马上知道,从不会有错的。我上小一之前,阿妈突然建议让我上英校,叫我“tak ang mo cei”(读红毛册)。原来,好动爱热闹天天混市井的她,从井边的村落耳语、玩“十二支”(一种四色的传统纸牌具,形状类同叶子戏,以牌的底色作花色,有红、白、蓝、黄四色,各印中国象棋的将(帅)、士(仕)、象(相)、车(伡)、马(亻马)、包(炮)、卒(兵),共28种,每种四张,共112张。)时,从邻人谈话中探知到他们都纷纷把孩子送到英校去了。“读到7号(中四)或9号(高中)就可以坐冷气房、做政府工了。”她这么说。一开始,我虽听不懂但却十分抗拒,因为村里流传着各种可怕的消息。例如读了英文册,会变成红毛人,红毛人建桥时会砍下童男童女的头来祭桥,童男童女哪里找?英校里很多……我大哭了一阵,晚上也做了噩梦。后来又听说住在家后面山坡的郑家女儿,一个我喜欢的,白净斯文的可人儿也要上英校。于是,懵懂之间又对所谓的英校心生向往。然而,不知道怎么的,我最终还是在村口的华小落脚。后来问起阿妈时,她貌似淡忘了这件事。想了想说:“麻那有镭(哪里有钱)?”原来,她探听了一下后便作罢了。读英校,离家远,得搭校车,校服和书本也都要重新买,不能用旧的……对于家徒四壁的贫苦家庭而言,显然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哦,原来读什么源流的学校还分有钱没钱……难怪那个比我大几岁、念英校的堂侄女穿着校服时总是趾高气扬,头抬得高高的,走路有风。而且,对总是前去求教于她的我有点不耐烦。“bo iau kin lah, bo tak ang mo cei ah iau bei si lah(无要紧啦,没读英校,也饿不死啦)。乐观的妈妈很快就释怀,无视于亲友邻居的眼光,继续过着拮据艰苦,但心智不痛苦的日子。妈妈的话没错,语言不是问题。在妈妈的丧礼上,多年不见的亲戚和旧邻居来了。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才知道红毛丹格港内村里原来出了个可以光宗耀祖的“教授作家”,胡家终于不辜负在安溪老家中过秀才的祖宗。哈哈哈!

三、兰妹

阿妈活在一个我不了解,但在小说、电视剧里读过的旧时代里。就连她的姻缘,都是充满了那个年代的“传奇”气息。她是阿爸有了正室后再娶的小妾,俗称小老婆。在那个三妻四妾属于稀松平常的时代里,一个混街头,会在脖子上绑上手帕的天真少女糊里糊涂地就成了小老婆。听起来也真像八点档连续剧的剧情,如《豆腐街》。小时候听她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地说起这事,我尤其看不起她。怎么又笨又傻呢?一个大自己17岁的男人怎么可能未婚?

阿妈年轻时因为嗜赌成性,没少挨棍。阿爸常说,村里死一个人,阿妈就死半个人。她一接到哪家要办丧事的通知,便立刻飞也似的赶过去。她混在那里,白天热心帮忙料理治丧事宜,夜里就通宵达旦,混天暗地地赌。有一次,她因为赌博不着家,让三岁的二儿子把一瓶煤气油当白开水喝了。喝下煤气油的儿子鼓着肚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直到住在隔壁的堂姐经过时才发现。据说,那时阿妈被火冒三丈、气疯了的阿爸用棍子狠打到躲在床底下,最后还得惊动三伯母来公证担保才作罢。然而,到阿爸离世时,阿妈的赌性也没戒掉。我们成年以后,还会接到几次来自警察局的电话,说她参加非法赌博,得去保释。警方看她年纪大了,也只是警告罚款了事。

阿妈似乎对自己的小老婆身份似乎不怎么在意。她对阿爸倒也尽心尽意,尤其是阿爸晚年病重期间,她毫无怨言地照顾他,忙进忙出的。有一次,因为看到蹲在屋檐沟边刷牙的阿爸,突然身体歪了,貌似快跌倒时,她吓得魂魄丢了,竟然把手上的襁褓外孙往地上一扔,冲上前去扶住他!那一幕,如今仍历历在目。阿爸对比自己小17岁,任性的阿妈也无可奈何。夫妻之间除了常因阿妈好赌不顾家挨棍讨打之外,也没其他口角。虽然阿妈是做小的,但阿爸在我们这边的时间多一些,原因是阿妈不怨他,也愿意照顾他。大妈与阿妈很少往来,心中的厌恨可想而知。大妈去世时,她的讣告里把阿妈列为兰妹。那时,同父异母的兄长貌似也来问过是否一起买好骨灰位,等阿妈百年之后,三位一起作伴。没想到,阿妈一听,小小的头颅和双手一起猛摇:“mai、mai、mai!”连说了几个不要。后来她补充说,够了,怕了,不要夹在中间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对自己的尴尬处境表态。遇到阿爸是她的姻缘,做小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在她天真的认知里,没有反抗,只有认命。如今想来,或许,数十年来惯性赌瘾会不会就是她对坎坷的命运一种抗争?沉迷搏杀,忘我的那些时刻或许是暂时逃离现实的心理安全空间?就像青少年逃避压力,沉迷电脑游戏一样?

四、镭

“你妈妈打电话给你,叫你回电。”

“哦,她是来要钱的,给钱就好了。”

“你怎么这么说自己的妈妈!”这是在那个家里还装着电话的时候,我家每个月都会出现的对话。那时,每当宅爸接到岳母大人的电话,转告给我时,我则会半开玩笑地把她不好意思跟女婿说的话揭露。而后,奉行百行孝为先的宅爸也肯定训斥我。那时,宅爸不知道钱对我妈的意义;而我自懂事以来,就知道阿妈虽不吝啬,但钱是她的命,但不明白也颇有微词。钱不离身是阿妈的习惯,经常为了以为钱不对数,以为有人偷了她的钱而面红耳赤,为钱疑神疑鬼是阿妈令人厌烦的习性。

阿妈是个弃儿,养母是个在街上摆香烟摊的妇人。阿妈小时候等于一个被使唤的童工。或许是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长大,阿妈把钱看得很紧。阿妈婚后,家里更穷。阿爸虽是庙里的财政,管着信徒们奉献的香火钱,却从不徇私拿回家,即便是米缸里没米了……在这种环境里,阿妈“钱等于命”的意识更强烈了!高中毕业那年,我申请到奖学金出国时,带着离愁与不舍告诉阿妈时,她单刀直入地回答:“有镭你就去啊!”她的话就像一阵急打在芭蕉叶上的冷雨,冲走了我对母爱的期待。那年,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对阿妈的不谅解持续着很长的时间。因为一分埋在心里的不谅解,我很少主动回家看她,总是要任性地等接到她,或四嫂嫂打来的电话。每次回家的例行公事也是塞点钱给她,然后就一边看着老妈妈见钱眼笑的模样,一边跟宅爸打眼色:“你看?我没说错吧?”直到中年以后,我按着妈妈的生命轨迹探寻了一下,终于明白钱于她,等于安全感。阿妈幼年失去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嫁人时也仅能为妾,然后中年丧夫。阿妈心中那一分凄凉的孤独感,或许是她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所以,她总是把生命的孤独感转化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金钱,从一整天背着重重的球袋,在高尔夫球场走12公里,到大姐发生意外后,留给她养老的保险金,都是如此。阿妈年迈坐在轮椅上时,放不下的念叨也还是她不知什么被什么人偷了的镭,以致于我开始怀疑那会不会是她的童年阴影使然?

阿妈走了以后,二哥做主,把她的手尾钱分了一份给我,以超乎阿妈能理解的无现金形式:PayNow转账。这貌似妈妈第一次给我的钱,除了儿时偶尔从妈妈手中拿过一毛钱的零用钱之外。过年前探视她时,我照旧在她手上塞了钱,她也依旧笑了。疫情关系,打算元宵节再去看她时,接到的是她入院的消息。今年初一,妈妈没打电话给我,也没等我的红包。相反的,她给了我一个。

“初一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十五呀到初一,月亮呀不见了……”我把这首歌播给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听。孩子天真地问:“‘初’怎么读?初一是什么?为什么初一到十五?十五又到初一?What does it do with月亮?”

阿妈的时代结束了,初一十五的时间逻辑失落了……

谨以此文献给已逝的建国一代,并遥祭那一个讲方言,用阴历过日子的民间文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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