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年后怀故人 ——说给李向

1994年59岁的李向摄于《联合早报》编辑部。(档案照片)
1994年59岁的李向摄于《联合早报》编辑部。(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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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推手④ 李向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李向原名张道昉,1960年进入《南洋商报》,华文报合并后,先后出任《联合早报》(1983年)与《联合晚报》(1986年)副总编辑。

早从学生时期,李向即开始写作,为《人间》杂志(1954年)同人。在《南洋商报》期间,先后主持过《青年园地》《青年文艺》《生活》等副刊编务。

李向年轻时给副刊投稿,结识编辑杏影(杨守默),得到杏影的关照。成为副刊编辑后,他秉承杏影严肃对待文学,关爱文学青年的遗风,不吝给予青年各种甚至超越文学范围的帮助。

楔子

定场诗

人间藏里巷,路上体凡情。

青菜嚼根底,苍蝇扰不惊。

平生循守默,激愤勿吞声。

送暖悄然至,岂图虚世名。

报家门

李向三本著作:《苍蝇集》《菜根小品》《仙人掌散文系列:李向卷》。(林康提供)

张道昉,1935年生人。笔名李向,另署任宁、里巷、李古柏、主艾等。

各种身份,按时序列记,大致如下:新加坡华文文学写作人,结集出版作品有《在路上》《苍蝇集》《菜根小品》《仙人掌散文系列:李向卷》等;教员,乌敏岛教小学;文学编辑,主持或参与《人间》《知识天地》《乡土》等杂志,以及《青年园地》《青年文艺》《生活》等副刊编务;报人,先后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新闻与副刊编辑、执行编辑,《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副总编辑,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新闻研究部主任。

1998年2月18日辞世,享年63岁。

1981年,柏杨(坐者)应《南洋商报》邀请来新加坡,与新加坡作家会面,包括英培安(前排左一)、潘正镭(前排右一),张道昉(后排左起)、李永乐、杜南发、欧清池、黄叔麟、吴启基、杨萱和迮茗。(潘正镭提供)

赘说

传统戏曲,自元曲杂剧开始,(非闲杂人等的)人物登场,一般先念定场诗,接着报家门,为下来发展脉络做提示(或据以为界定)。

近代从事戏曲改良(不说清理内容、划一思想,实罢黜百家或消除“杂音”的戏曲改革),为求精简紧凑,删去这类引子的事例所在多有;至于不删,转从他处着手拉近现代节奏的,也多有。所以,删是多余(删把仪式感给弄没了),还是必要(删去枝丫存情节主干)?不知道。

不知道,于是不管。定场诗念既念了,家门报也报了(即便他人代念与代报似乎不合惯例),心想留下无妨。从省却人物行止介绍麻烦计(这是引子的原来用意),其实不赘。

留下了,总须交代几句。赘说,说的是这自以为的“不赘”。

一、慰藉

针对痛失亲友,古罗马哲人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年-65年)有话,很能抚慰人心。他说:“结交到好友的欢愉也许能被剥夺,夺不走的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朋友)的事实。”

前不久,忘了在什么地方(大半在谁的小说里),看见这个“谁”另外说道:死去的人其实没有消失;只要有人想到提起,逝者便活转过来。

夺不走“曾经的事实”。

“死去的人没有消失”。

这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谁说的?哲人,或者小说家,谁说的一点不重要。重要是确能抚平失落和不舍的伤心。

重要的是,两说都说出“好人不死”,离开不等于消失无踪的道理。好人不死,某些东西会长久留下。

或者进一步(于“理智”而言,也许该说退一步),相信“想到提起”,离开的人就会折返,重新回来。

愿意相信。

二、寻访

1998年2月你离开。数月后,移到后港“众圣纪念堂”。你对“宏大话语”素来有反射性的敏感与排斥,这名称,大半将使你摇头,失笑出声(你甚至对如今已习以为常的“作家”称谓也敏感,有《作家与头衔》《试论作家》的连续发文,作针对性的讨论,所以代报家门时弃用“作家”,改称“华文文学写作人”)。

移到纪念堂,你的几个老友(就是你1969年文章说的“引导我走上文艺的道路”的“同年辈朋友”吧),当时约我一起去过,因此知道,记住了。

八年后,母亲病故,我们几个(兄弟与妹妹)继孤子进一步成孤哀子。母亲离开后,连同原来土葬的父亲,没料想也移来了同一个纪念堂。

我和兄长弟妹一起去看父母亲,告诉他们有一个我生命中认定为“重要”的朋友,也在这里。

每去,临走前都在各座楼里转悠寻找,可就是找不到。几座楼。楼高两层,上下两层楼再分若干室。室里贴墙,是众多编了号的一个个间格。凭了印象,在可能的楼、可能的室,往可能的方位一格格查看。没有找着。上面说“知道”,说“记住了”,全然被推翻。

我们去看父母,一般约在周末。纪念堂办公室没人值班,问也问不着。向你的老友们打听,没一个说得清楚。托人转向你的兄长询问,依然没有结果(确实难,也许没问到,也许问到了也说不出个一五一十。譬如我们去看父母,凭印象自然就找到了,不会专门去记究竟哪座楼哪一室几号)。

若不是父亲母亲,那八年间竟没一次想到要回去纪念堂看你。等想起了,又遍寻不获。知道自己不该,心里越发难受。后来,特地在周日,纪念堂办公室开门时过去。

前几回还是不顺利。

张道昉。中文姓名,电脑系统无法查找,一下卡住。你辞世的日期,当时没想到这应该是能查找的路径之一(即便想到,当场一时也不记得)。姓名的英文拼写,张姓是Ch还是Zh开头,道是D开头还是T?如此折腾数回,才有了结果。

于是,根据楼、室、号,一路寻过去,一路忐忑。办公室里值班的职员说,有倒是有一条,不知是也不是。一直到了站在线索前,面对着你石碑上的照片,怕又再落空的不安一下去除了,心里竟满满是说不出的滋味。

既有重新得见的欢愉(塞内卡说的夺不走的欢愉),告别当时的哀伤与不舍也再次涌现,陌生而熟悉。

“奇迹到底没有在亲友们的期盼中出现。李向先生还是走了。他此前已在病榻昏睡数月,医生说苏醒的机会是百万分之一。亲友们对他的离开虽然不感到突然,依依不舍却没有因此稍减。”

这是和你告别一周后,我留下的这样的心情记录。

三、时间

张道昉与张道明碑。(林康提供)

时间,或说年月,是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

平常无声无息,直教人忽略其存在。忽地里,却可以迅即化身巨浪,劈头盖脸而来,遇见什么,都不管不顾地席卷而去。

和你告别,送你离开,明明知道移来这里。然后一日日(到月,到年地)顾自生活。等想起来要找,才发觉你已在那几栋楼,那楼里众多的室,藏入密密麻麻的那一格格之中,难以寻觅。

为找你,曾经托人要向你的兄长询问。经年累月后的如今,道明先生竟也已被时间裹胁着,来了这里。你右边格子,石碑上明白刻着“张道明”三个字。你的长兄,虽不认识,从来未曾会晤,因为寻找却熟记了这个名字。

尽管你也许不是太喜欢成天热热闹闹的人,有时会为没能有安静的时间看书写字而发些牢骚。不管怎么说,这是小时候被环境逼迫一度分开的长兄。

你在回顾日据时代艰苦的《三年零八个月》里如此记述:“大哥到鞋店舅父那儿住,三妹到一位同乡的家里住,我,小妹和姨母跟母亲在一起。”有过不能相聚的岁月,兄长如今能够和你并排作伴,寂寥时,总可以多少排解些寂寥的吧。

你们两位,石碑的右上角都悬挂着花束。纪念堂不让摆放鲜花,只能是塑胶的,可惜。而即便塑胶花,色泽还是鲜艳如真。那么一尘不染,显然新挂上去没多久。孩子们想必是经常过来的。唉唉。

孩子一度是你的中心,生活摆不脱要绕着孩子转。而你对如何做父亲,也没有丝毫轻怠。你《孩子篇》题下的系列文章,留下了两个孩子童年的记录,旁及若干横生的感悟。随后再书写《鲁迅怎样做父亲》,更明显带着向自己所佩服者取经的味道。

你说孩子们一刻不得安宁:“在小孩子的字典里是没有‘静’这个字的。从他一醒来,手脚和嘴巴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要到他再睡去的时候,才会天下太平。”

说小在渊:“偏偏他又很好问,一个问题可以一直追问下去没完没了的,如果你不回答他,他可以重复一遍又一遍。”

说小晓萍:“我那一岁出的女儿,现在正在学走路,那一股野劲儿可真不得了。爬椅子,爬桌子,爬楼梯……而最喜欢的是抱着她去外面溜达。等到你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她还是像一头小牛那样的浑身是劲。”

你埋怨孩子“不会欣赏爸爸要看书,要写写东西的心理,他只知道爸爸陪着他玩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时看着自己陪女儿爬楼梯,在她的前后左右跟来跟去,大好的时间都花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面,不免觉得有些气苦。”

和你类似的抱怨,只得海婴的鲁迅也有。然后你说:“凡是做过父亲的,总该知道孩子的粘缠的滋味。鲁迅虽然有时在信中诉苦,其实他在日常生活中,是接受孩子的粘缠的。”

你这在说鲁迅,何尝不是夫子自道,说的自己。

记得不?你的在渊还是小男孩时,我其实见过一回。上你汤申路湖景一带的家去交稿。你说孩子正吵着要出去吃饭,拉了我一起走。不晓得是不是陌生人在,孩子那天有些别扭。一桌子东西不吃,执意就是要汉堡肉。如此来回三两下,你很快依了他。

汉堡肉不久送到。只见你推推眼镜,俯下身子,细心帮孩子把肉分成小块。俯身切着肉,你的扑克脸不经意展现灿烂笑容,满满的娇宠意味。深度近视的眼镜片后面,目光格外柔和。

我记得那一刻,孩子未必。于我,那是把你框在里头的亲子画面,难得一见。于孩子,那大半只是再平常不过,和父亲较劲的琐碎日常中的一次。

但当然,或许不记得那一刻,特定的那一回,曾经的日常却一样也不会就此消失。琐碎的生活,也许没什么特别叫人动容的,但如此日复一日,父亲的温暖总会不知不觉地沁入孩子心中。沁入心中,点滴积累,满满地发酵,至于喝斥、打屁股、埋怨,都一一染上浓厚的暖色了。

孩子们不像你一样爱“写写东西”。他们不留文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寄托着他们自己的“我”在乎。

你们石碑右上角勤换的花束,不沾尘埃的石碑,其实就是孩子们在书写着的“爸爸篇”,承载着孩子们琢磨“怎样做子女”的心思呀。

四、送暖

好人的温暖,传递给孩子,也外溢扩散,及于周边他人。

定场诗说的,“送暖悄然至,岂图虚世名。”

“李向先生作为报章文艺副刊的编辑,他继承了恩师杏影先生关怀文艺青年的传统。我想,在写作上(以及远远超过写作范围的生活上)受过他照顾的当年的文艺青年们,是绝不会轻易把他遗忘的,犹如他对杏影先生始终念念不忘一样。我亲身受过他的关怀和照顾,这上面有我真切的体会。而且,我清楚知道,受过他照顾的爱好写作的当年的青年,我绝对不是单独的一个。”

这是我在你离开后终于说出口的。

蒙你雪中送炭,一共两段。

其一:“1977年前后,我因为生活发生大变故,为稻粱谋向他编的《南洋商报·生活》副刊投稿卖文。他知道我的拮据后,总尽量用我的东西。先是适合他副刊性质的生活小品;稍后,连四五千字的小说稿也在他那里见了报。再下来越写越长,他那里实在不行了,于是他竟尔成了我的涂鸦的‘转口批发中心’”。

其二:“1984年我‘异域’归来(咫尺而森严隔绝的异域),一年后某日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偶然和他重晤。我知道他当时已在合并的报社任高职,怕他不方便,远远打过招呼即匆匆要走。是他连连招手叫我留步,仔细地问起我的生活起居,过后,便安排我翻译畅销小说在小说副刊连载,前后持续了两三个年头。我现在住的组屋,当时就是多亏了有那笔额外收入,才还得起首期付款的。”

一而再地寒冬送暖,竟无一语言谢。

因为“有些话,或许为了避免造成不便,或许为了避有所图谋的嫌,也或许纯粹只是担心会使到以后见面变得不自然,人在的时候,大半反而是不说的。”

可是憋着,虽然你不会在意(岂图虚世名),我心里其实拧得慌。

所以,给电台《名人之路》节目写稿时,特定选写杏影。杨守默先生其实我基本不熟悉,那里头说的,大多只能是你《纪念杏影先生》公开信里内容的转述。碰力所不能及,本来不该碰的题目,原因不是别的,纯粹为借你想到提起杏影时从内心泛起的那种感激之情,间接道出自己一时间说不出口的话。

呵呵,你写给朋友的几封信,你终于公开说杏影,不也是在他身后?

五、道别

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但纪念堂毕竟不可能老赖着不走。

走前再说几句。

你的一些老友,本来不认识。因为你,后来也混熟了。如今,那个在你病后,连续几个月每天早上打电话到医院,问知病人还在院里,才安心办其他事去的老刘,也在时间裹胁下,离开了。你离开快一年时,他写了《八千字追悼——怀念道昉》,把“必须写点什么纪念他”,当成自己的责任。

你的同学老张,一样不算口齿便捷,有时提起往事,总在三两句后就卡喉说不下去,只撑红脸愣在那儿。老张不知怎的,后来忽然缺了音讯。

从你这些老友们,知道了不少你年轻时的往事。《人间》杂志的编务,“亚当”寓言的创作,守默(杏影)先生对你的照顾等。但当然,你留下的文字,才是主要的一手来源。

你说起小学的一位老师F先生,“后来他辞了教职到中学去念书,在运动场上很替他的学校争过一些风光。后来又在社会上着实的做了一些事。”结论是,“这一位老师是在离开我们之后才使我们佩服他的。”F先生的称呼,你的结论,着实惹人遐想。

在香港人普遍蒙受“见钱眼开”“没有人情味”污名的氛围下,你从自己的体会出发,下笔《为香港人辩》。近几年来,在不同氛围下,从几近相反的方向,香港人继续遭到斥责。英培安有诗《6月9日》,就是写的这个。网上有他自己的朗诵,下回找出来给你听。

你经历过二战,那是战后婴儿潮一代人不可能有的经验,后来出生者更不可能有(希望永远没有)。不过,你离开后,我们也有了你所没有的经验。

我们经历了你大半只从书面上读过的瘟疫,而且遭遇了两回。

2002年11月发生称为“沙斯”(SARS-CoV)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冠状病毒感染,广东顺德首发,全球(主要在亚洲)传播,落实到具体的人(龙应台《大武山下》小说中人问,“作家不是专门研究人吗”),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为此丢官;2003年7月中旬以降,“沙斯”新病例不再出现。

2019年底又发生“冠病”(COVID-19),也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冠状病毒感染,湖北武汉始发,再落实到具体的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遭训诫后染病去世;“冠病”病毒全球传播比“沙斯”更猛,规模更大,至今尚未结束。

提起瘟疫叫人头疼,但总是你不曾经历过的“新鲜”事。等下回来,再和你详说。

还有培安的诗朗诵,我没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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