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陈川波1969至1972年在《星洲日报》负责五个副刊，包括《青年园地》《青年知识》《少年园地》《少年知识》及《儿童园地》。
总结《青年园地》的经验，81岁的陈川波说：“《青年园地》既是培育文学创作者的园地，也是我这个园丁吸取养分的天地。”
陈川波是1969至1972年《星洲日报》几个副刊《青年园地》《青年知识》《少年园地》《少年知识》及《儿童园地》的编辑。
他说：“那是50多年前的往事，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在南洋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陈川波，读书时期曾担任中文学会出版期刊《大学青年》的编委。他透露自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书籍。
1963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大众百货公司任职，后来转到太平洋船务公司上班。1969年，新马文坛前辈吴之光（方修）介绍他到《星洲日报》应征。当时方修是南洋新闻版编辑。
陈川波说：“吴先生了解我的文学志向，能从事文字工作自然求之不得。”
《青年园地》每周三次
81岁的陈川波是文坛宿将，笔名有山河、长河、夏木青、南海客等，著有《无名河，哼哀歌》《事在人为》《木石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掠过夜空的彗星》《文坛刍议》和《文艺与人生》。
他翻阅着自己收藏的《青年园地》剪报说：“我从1969年4月编到1972年5月，三年多两个月。”
《青年园地》每星期出版三次，多数是全版，只是必容纳一个较大广告，因此实际栏数约等于半版。《青年知识》每星期天一个全版。至于服务对象为少年与儿童的几个副刊，陈川波依稀记得是每星期半版。
他说：“我编文艺副刊的出发点，是为读者提供更多健康的精神粮食，也培养更多写作者。”
他不讳言，自己的选稿方向，是那些有生活气息，能反映下层人民生活艰辛的作品，也多刊登好人好事及传播正能量思想的文章。
《青年知识》版刊登的稿件，则以文史研究和政经分析为主，偶尔也穿插文艺批评、诗歌与散文类的文学创作。
至于《少年园地》与《儿童园地》的选材标准，基本上就是言之有物、字句通顺的文章。方修倒是曾在《一九六九年的马华文艺界》里，提起《儿童园地》编辑的用心。他说：“由本年中起，对于许多篇幅较长的记叙作品，不时附有一段数百字的‘短评’，其中不少可以当作文艺批评来读。”编辑有心，方修留意到。
作者很少重复笔名
当年的《青年园地》，每期平均都刊登七八篇作品，含散文、议论、小说、诗歌和美术或摄影作品。估计一年出版约150期，刊登1000篇作品，三年合计3000篇，一块不小的创作园地。显然，这样的园地应能持续吸引文艺青年投稿，是培育新加坡作家幼苗的沃土。
投稿者的笔名很少重复，多数只出现一次。陈川波解释：“的确如此，好几个我有印象的作者，几乎每次来稿都换一个笔名，可能是不想引人注目。”
不过，也有少数笔名是多次出现的，如：李擒白、常追风、李贩鱼、田土、田思、马田、林干、逸雁、心群、山红、高阳、千言、原野、远铃、扬波、雨川、贝比、唐云、岳典、史宾、风沙雁、云峰、彼岸、冬琴、迺钧、苏紫生、庸夫、于是、土戈、林立岩、凤妹、邓亮、黄横、何必、余静、鲁文（新西兰）、欣欣、向群、夏桦、马德和鲁生等。
《青年园地》版面有个特点，常在文章开头安插简单图案，如一根蜡烛、一个花瓶等，使版面活泼些。此外，编辑也设了几个栏目标明作品性质，如：社会杂观、生活随笔、岛居杂记、读报感言、文艺批评等。
议论散文盛
在社会杂观这个栏目里，常刊登议论时局和社会现象的文章。原野写的《挨饿与家长》，批评一名联合国专家竟然指责亚洲妇女不让孩子吃饱的导因是个人不思长进。余静的《弹竹签的故事》，先从有人吃沙爹的怪行为谈起，他们一边吃一边趁摊主不留意弹走吃完肉的竹签，借此引申，“聪明的骗子很吃得开……只有这样的社会土壤才能培育出这样的优秀人才。”从孔武的《评〈人生百态〉》，可以看出那年代议论散文盛行起来。这也是当时的其他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的一个写作现象。
长河在《1971年的文艺界》总结评语里，也佐证笔者的这个观察：“散文的创作，同往年一样，仍然以议论散文较有突出表现。”
打笔战在那个年代的文坛似乎常有所闻，应该容易引起读者兴趣。1971年8月9日刊登迺钧的《是非分明，正义必胜》，是针对《南洋商报》《绿野》版胶胶的《侠而不义的时代》提出批评，由此，双方加上支持者一共写了11篇文字。另一场论争也在这两个副刊上发生，起因是对叶曼沙一首诗歌《我的歌》的批评，参与论争者包括苏紫生、小匕和人间等。
至于投稿美术作品的作者，好些已是今天的著名画家，如：李福茂、许锡勇、陈钦赐、梁振康、陈光师和林江奇等。所刊登的摄影作品，题材几乎都是反映工人的劳作生活，包括胶工割胶和渔民捕鱼。作者有陈成文、许松坚和李斯强等。可惜的是，这些作品的印刷效果很不理想。
短诗稿费两元
《青年园地》偶尔还出现短短的鲁迅语录，笔者判断，补白之外，编辑也在宣扬所敬仰的文艺思想。此外，久不久还会在某个角落看见《代邮》，那是敦促某些“粗心”作者赶快提供地址以方便寄上稿费的通知。
1970年10月16日刊登的山红的散文《挥泪》，署名“兰”在文后留下的200字按语：“山红文友在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事件，相信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少见……不幸的职工们应该从中得到教训……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捍卫切身的利益和生活权益……”
陈川波保留下来的剪报不多，纸张都发黄，文字密密麻麻的，阅读起来颇费劲。不过，每篇文章上都能看到颜色笔留下的红字或蓝字，散文类写着字数，诗歌则直接写上款项如$3或$5。是稿费吗？他想了想：“应该是吧，是算稿费的同事作的记录。”笔者发现有一篇六行短诗的稿费是$2。那是两元能吃上三餐的年代。
担任园丁不言倦
从陈川波选稿和排版的认真态度，感觉他对这份差事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为什么才做三年就想离开这个文学推手的岗位呢？
他说：“有一天，我随同上司及其他同事（到场还有其他报社人员）去听一名长官训话，之后，就感觉到此处不适合我工作下去。”1972年5月他辞职后，又回老东家太平船务公司。1980年代任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2003年退休。
陈川波这辈子对文学的追求从不放弃。他在报馆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其他文艺和综合性期刊，其中《建设》是最受欢迎的读物，销量一度达到每期7000本，1969至1971年共出版26期。由于出版准证不获更新，不得已停刊。1992年起，他担任文艺杂志《艺术天地》执行编辑至今。
陈川波总结说：“《青年园地》既是培育文学创作者的园地，也是我这个园丁吸取养分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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