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说话
读余云的作品需要心力。
她去年6月出版的《如果我变成一朵鸡蛋花》就是这样的一部文集，其中大部分文字出自《联合早报》专栏，由𨑨迌出版社出版。
书名是第一篇散文的题目，也是泰戈尔《鸡蛋花》中的诗句。文集以“绽放给天神观赏”的热带之花——鸡蛋花开篇，谈到鸡蛋花的特殊性，“与天堂、圣境、世外桃源的意象有关”，包括“与死亡相连的隐喻”。
全书共89篇，加上序言《鸡蛋花不会忘记》，正好90篇。除了感性理性兼具的，对鸡蛋花、“高大苍劲”鸡蛋花树的喜欢，对“我的南洋”的怀念；大部分篇章则是写南洋各色各样的人，有十几二十年前的、百年前的“地道的南洋人”，或“和南洋有渊源的人物”，比如郭宝崑、孙中山、徐悲鸿、夏衍、张爱玲等；或写作家董桥、康拉德、毛姆等笔下的南洋。
从鸡蛋花温暖、梦幻的天堂象征，作家也延伸到花的“大气淋漓野性十足”，南洋画派把它作为“最峇厘的意象”，佛国斯里兰卡把它作为祭拜神灵的圣洁花朵……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隐喻书写，有死亡有苍凉。马来人把鸡蛋花种在坟场，或者装饰葬礼花圈，于是就有了夜里花树下阴魂白影的徘徊，“甘榜的大人不让小孩捡拾鸡蛋花”。张爱玲写过很多南国植物，包括《连环套》里的鸡蛋花，虽然姹紫嫣红，但也是“见一朵采一朵，聚了一大把，顺手便向草窠里一抛”，真应了她“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的苍凉人生底色。
荡气回肠的南洋故事
鸡蛋花所蕴含的各种复杂意象，是不是也如南洋各色人等的故事？
作家谈起这些人的经历、历史与相关的文化轨迹，就如同一座座富矿，一口口深井，需要心力好好挖掘。粗略数下来，书中有50多位特殊的重量级人物——确实是“书中有书”。
本地戏剧界先驱郭宝崑先生，余云用《往事》《期待另一个郭宝崑》等七篇文章来书写这位开创多语戏剧的先锋。有自己初到新加坡时“宝崑叔叔”的接机，后期交往中推荐好书，讨论各种话题，包括一次下午六个钟头的“讨论怎样将《雷雨》‘变形’”2002年9月10日郭宝崑走了，“我的桌子上，再也不会响起宝崑叔叔的电话铃声”。
伴随平静而内敛的感性追思，作为编辑的作家也在理性地思考戏剧家离开后的空白。我们是否在深层追索郭宝崑的精神资源、认识能力和道德勇气；“失去郭宝崑，这个社会最大的失落是一种很审美的人格？”（《那一晚的等待》）；“新加坡，是应该为郭宝崑建一个纪念馆的” （《为他建一座纪念馆》）。
作家也写了“文化遗民”董桥笔下的南洋：《董桥书里的老南洋月色》、《橄榄香里的多情南洋》。比如董桥写到的迷恋吴尔芙的南洋富家女艾丽佳的爱恋故事，“情深笔淡”；也写越南西贡少年查尔斯，离开“杂树繁花丛中的红白小洋房”，后来为爱疯狂、背叛、负疚，人生际遇几十年，中年后仍然怀念西贡那“炎热而潮湿的欲望”。董桥笔下的南洋，是“滞留于民国的老南洋”，是“对古典文化的挽歌”。
张爱玲与南洋的关系，也是需要大书特书的。
书中有《张爱玲曾想移居新加坡》《南国玫瑰王娇蕊》，写她1994年写给邝文美的信，“想搬到新加坡”。也写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起居，《红玫瑰白玫瑰》中“王家的饭菜是带点南洋风味的，中菜西吃，主要是一味咖喱羊肉”，“张爱玲文学人物长廊里排名那么靠前的王娇蕊，原来是个新加坡女子”，包括前面写鸡蛋花的《连环套》。这些南洋甚或说新加坡特色，又是因何而来呢？
张爱玲的母亲，“乱世奇女子”黄逸梵无疑是原因之一，她“曾三次出现在新马”。张爱玲《对照记》中写到的一直挂着母亲的静物油画习作，与“萧依钊主编的《杏坛芳草》一书中也写着：1948年，‘黄逸梵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租住一间洋房，邢广生经常到访。小小雅室，墙上挂着她亲绘的油画……’”一一对照，作家用《“不到位的画家”黄逸梵》记录了张爱玲母亲的绘画艺术之旅。
当然，英国名作家“南洋通”毛姆对张爱玲的影响，也许是她“南洋书写”的另一个原因，曾有作家专门研究过。
作家查考蛛丝马迹，有理有据，甚至实地考察挖掘出来的，这些特殊人物与南洋“荡气回肠的故事”，思考其文化意义，对不太知道他们，或自愿熟视无睹的民众，是不是算作一次唤醒，唤醒一座城市的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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