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推手：回响篇
刘培芳担任《文艺城》不久，不过，对许多作者而言，她任上所做的许多事依然记忆犹新。
刘培芳担任《文艺城》只有一两年，不过，她在任内做的事，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
1988年，她接过前任主编谢裕民的“年轻族群”系列，为12位文坛新秀提供12版的创作。这一年12月4日，《文艺城》预告“年轻族群文艺出击”：“在传统与现代交织，文艺面临考验的今天，十二位年轻人秉着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与期待，将在这微寒的岁末相继登场，一如照片中的建筑工友，他们将以现代的笔，参与保留这源远流长的文艺传统，共展未来。‘年轻族群’系列将从明天起，陆续与大家见面。”
虽然《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过去曾在文艺版上刊登青年作品，但以系列专辑形式推出新秀作品，恐怕是第一遭。跨年刊登的12个新秀专辑包括：蔡深江（5.12.1988）、洪笛（7.12.1988）、伍木《走过一片森林》（8.12.1988）、圆醉之《走在诡异世界的寂寞人》（12.12.1988）、柯思仁《生命的探索者》（14.12.1988）、殷宋玮《其实你也认识他》（15.12.1988）、乔克岑《年轻的心已习惯落拓》（19.12.1988）、采凡音《激情之中见委婉》（21.12.1988）、洪振隆《生灵的感动》（22.12.1988）、木子《愿煮一壶豪情》（28.12.1988）、黄广青《灵性在呼唤》（5.1.1989）、韦铜雀《青春善感的痕迹》（9.1.1989）。
在这个系列中，刘培芳也安排同专辑的作者评论其他作者的作品，这些导读式文字，让第一次接触新秀创作的读者，能对其过往作品有基本的了解。
从“年轻族群”到“火花系列”
对我而言，创作是随性的，心血来潮就写，有感触就写，不应该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一次，有一整版等着我去填满。交稿时限逼近时，我因没灵感不禁犯嘀咕：如果写，会不会有违我的写作原则？如果不写，等于辜负主编的赏识和委托？那一刻，我犯难了。
我把可能无法在期限内交稿的想法告诉刘培芳，电话那头是不徐不疾的激励之语，她耐性地劝我完成书写。有了主编的鼓励与信任，我最终完成这项任务。那一刻，深深体会文艺版主编的鼓励、督促与耐心，对于一个作者的重要。
“年轻族群”系列刊载后，林康写了《〈年轻族群〉系列扫描：从园林一隅窥见生机》（1989年1月22日、23日），对12位作者的创作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1989年10月8日，在刘培芳的主催下，柯思仁、蔡深江、韦铜雀、沈鹰出席一个文学沙龙，畅谈自身的成长经历、创作经验、文学观和文学期待等。同年11月26日，座谈内容整理成《文坛新秀四人谈——我的文学经历》刊登在《文艺城》。这项活动列为“火花系列4”，是刘培芳主编《文艺城》任内为培育文坛新秀策划的活动之一。
之后，刘培芳与“年轻族群”专辑中大部分作者保持良好互动，在1990年代中后期，应邀为柯思仁、殷宋玮等人的书写序。
哀悼诗花汇成悲恸强流
刘培芳1948年生于新加坡，是南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荣誉学士。曾任《南洋商报》记者，《联合早报》记者、编辑及评论员，曾获日本新闻协会及亚细安新闻协会奖学金。著有散文集《我心深处》《刘培芳散文选》《当柿子遇上提拉米苏》；报告文学《泰柬边境去来》《远去的硝烟》。
她的骨髓里充盈着反战的人道主义思想。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身先许多新闻从业员，孤身到中南半岛采访柬埔寨难民、慈善组织甚至参战军人等，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因战火而遭受的苦难，通过《南洋商报》及之后的《联合早报》及时的报道。
明乎此，不难理解1989年6月，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刘培芳的心情。当时，她在《文艺城》编排整版的“天安门诗抄”，把新华诗人对罹难群众的哀悼诗花汇成一股悲恸的强流。这是刘培芳作为文学编辑的一种艺术表现。
2003年，在回想编排“天安门诗抄”的日子时，刘培芳记忆犹新，慷慨激昂，从她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看到媒体的良知。时序来到2015年底，刘培芳还记得六四事件后，柯思仁和蔡深江等文艺青年，穿上印有“痛心疾首”四个大黑字的衬衫，步行在街上的情景。
1991年底，刘培芳踏上柬埔寨首都金边，见证柬埔寨步上和平之路的那一刻，写下报道，为其前后逾十年的中南半岛采访画下句号。
编写新华文学的黍离之伤
刘培芳在担任《文艺城》主编时，正值新加坡华文教育式微，发表的稿件无法绕开带有黍离之伤情思的作品。包括希尼尔的《种子纪事》《舅公呀呸》，张挥的小小说《45.45会议机密》。刘培芳在编辑手记中写道：“《45.45会议机密》反映目前教育问题中的某些特殊事态。‘变流教员’在会议上的沉默与木然、屡屡出现的阿拉伯数字，还有‘13’的教员人数，显然是张挥在刻意经营，从而烘托出这些教员们的无言、无奈与无力感。”
刘培芳在担任《文艺城》主编时，强调每个星期天都应该读一首优美的诗，并在事先邀约评论者写短评，连同诗作一起刊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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