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五伦关系中除了朋友外，其他都是血缘关系。在台湾学者龚鹏程看来，中国五伦关系中缺少与陌生人建立关系，尤其在人口密集的现代都市，以及冲突对抗的国际关系中，建立与陌生人的伦理，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台湾学者龚鹏程来说，中国国学并不是僵化的传统，可以因应时代而变，其智慧仍可广泛使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但国学也有其局限，尤其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五伦关系中缺少与陌生人建立关系，尤其在人口密集的都市生活里，以及当今处处冲突对抗的国际关系中，建立与陌生人的伦理，极为重要。
龚鹏程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不同地区文化就是要有差异才有吸引力。人与人的交往也一样，没有差异，有什么意思？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特别提倡沟通伦理，这是后现代社会更希望强调的。”
他指出，五伦关系中除了朋友外，其他都是血缘关系。古人少了朋友，就走不出去，朋友是突破土地和血缘关系的唯一方法。但五伦中，朋友仍介乎亲情与非亲情，而今现代都市更多是陌生人关系。陌生人的伦理包括工作伦理，社交媒体上的人际关系等。
城市人可能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更少，每天都处在陌生人环伺的状态，因而陌生人对城市人的重要性更大。
关键在于对话沟通
在人与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恶性竞争，彼此都是彼此的陌生人的时代氛围中，任何学说都可能染上政治色彩。那么中国国学可否去政治化？对此龚鹏程直言：“不需要去政治化，毕竟有人就有政治生活，不能把国学想象成唯美的真空环境。政治干扰就是人的现实。”
关键在于对话与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疫情间，龚鹏程努力与欧美学者对话，交流思想。如今国际通勤恢复，他迫不及待与各地学界、文化界人士交流。3月15日至20日到新加坡展开他巡回演讲的第一站，举办三场演讲，分别讨论宗教、诗学与新加坡的道与术。
龚鹏程是台湾南华大学与佛光大学创校校长，也是中国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现任山东大学讲座教授、南洋文化学会会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董事长，学术专长在文史哲、传统人文学、宗教学、艺术学与社会学等领域，著有《四十自述》《龚鹏程述学》《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等。
重新认识文字之美
龚鹏程提倡文学教育，希望人们重新认识文字之美，发掘文字中的文化内涵。他感叹当今文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对文字失去兴趣。加之网络时代，信息碎片化，人们的阅读方式彻底改变，“信息一晃而过，一切都碎片化，人们很少思考，阅读变得不深刻，也不精，都是‘知道了’，跟过去的皇帝一样，每天面对五六担的奏折，随便看看知道就好。”
此外，他也认为人们误判当今是图像时代，用错精力在文学教学上使用影音元素，以为那是辅助，其实“用图画、音乐配合诗词，是干扰。我们的年轻一辈不断被干扰。”
龚鹏程反对用白话文翻译古文与诗词，认为那不仅破坏原作的韵味，更预设了古文很难学习的印象，让年轻人更抗拒、更害怕。“诗词就是要看文字之美，白话翻译就像兑了白开水。哲学性的文字也一样，翻译成白话，意义都丧失了，《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翻译成‘好好学习然后很快乐’，读起来味道完全消失了。”
龚鹏程认为，除了掌握文字，文学创作也非常重要。创作也包括自铸伟辞，语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新。荀子说“约定俗成谓之宜”，此外语言也会变化，成语“呆若木鸡”在庄子的原作中意思是指斗鸡在战斗中非常沉稳，但如今已是贬义词。不过约定俗成之后还需要规范。对龚鹏程来说，规范“不是对错问题，而是对错之上更好的问题。一如我们谈道德，不犯法就好了嘛？但我们仍希望更好，寻找更高的标准。写文章要追求更好，比如一开始追求得体，然后希望讲得更漂亮、更适当，在义理上越来越好。”
治学路上，龚鹏程曾是台湾最年轻的文学博士、最年轻的系主任、最年轻的文学院院长、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一直光芒四射。如今67岁，龚鹏程的人生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他形容自己年轻时不仅说话带刺，还总觉得让人不高兴才证明自己厉害。直到他办大学当校长，才发现光会读书不是全部，一所大学要运作，每个环节都要找到对的人，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一如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苏东坡不懂得做人
他龚鹏程说，年轻时读苏东坡，只看到东坡的光芒，看见他在逆境中“莫听穿林打叶声”，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潇洒气度，却很少问：东坡人这么好，如此有趣，对待朋友又好，为什么那么多敌人？而且大家都要置他于死地？
龚鹏程说，苏东坡晚年被贬到海南岛，一直和陶渊明的诗，其实是想要了解陶渊明如何自处。“东坡其实有很多遗憾，《赤壁赋》《寒食帖》等篇章都在描述如何调解自己的困难。”
龚鹏程认为苏东坡跟李白一样，都不懂得做人，自视甚高，看不起一板一眼的理学家，爱取笑他们，才会招来嫉恨。
年龄渐长再读苏东坡，方知做人还得学会处世之道。
或许，唯有放低姿态，才能开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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