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端详着灵堂里诗人梁三白那帧坐在椅子上从容自在的半侧面照片，我忽然想起“青眼聊因美酒横”这个句子。
是北宋黄庭坚的名句。梁三白的诗作《琴酒》（见诗集《微醺时候》），起笔前就引了黄庭坚七律《登快阁》的颈联“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颈联上句用了俞伯牙与钟子期典故；下句则将魏晋名士阮籍带入诗中。三白的《琴酒》呢？全诗分两大（语意）段，每段共四小节。这里各引前者与后者之第一小节，以管窥此诗一斑——
延伸阅读
有一种琴像夜雨那样缠绵／泣诉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怀念／有一种歌像流萤那样痴迷／明灭在月白风清的长廊／我怎能 怎么向你诉说啊／要是我戒琴又戒歌
有一种酒像老友那样浓冽／喝了一杯又一杯都不醉／有一种诗像老友那样亲切／可以千读百读彻夜不睡／我怎能 怎么向你诉说啊／要是我戒诗又戒酒
在诗集《微醺时候》中，这并非最好的一首诗。但透过这首诗，却最容易“追踪”诗人梁三白诗歌的泉源：酒。微醺时候，不正是酒所带来的至高无上的境界？
何妨回头看“青眼聊因美酒横”这个诗句。《世说新语》记载阮籍能以分别以“青白眼”对待“访客”。以青眼（正常的眼神）对待自己喜欢的朋友；以白眼（翻出眼白）对待自己所憎恶者。北宋诗人黄山谷则以青眼“迎接”横陈身前的美酒。诗人梁三白当然也一样。
我怎能 怎么向你诉说啊／要是我戒诗又戒酒
时间回流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70年代初期他负笈台大念硕士，“到了冬天，为了御寒，就学起喝酒来……从此，我尝过了好多品种的酒，觉得它是最叫人‘回肠荡气’的了。” （见诗集《微醺时候》后记）我私下怀疑，三白的“染上酒瘾”会否和其恩师台静农先生有关？台静农以嗜杯中物闻名，三白在和他讨论《全唐诗》时（三白曾告诉我台先生要他读《全唐诗》），师生会否一面举酒一面论诗？那正是三白“诗瘾”和“酒瘾”最为浓冽的时候。要他戒诗又戒酒，究竟从何说起……
但他到底“戒”了。酒，是为了身体健康不得不戒。至于诗，《微醺时候》出版之后，虽然少见其诗作，但我以为他的诗心永远不灭。
“酒心”呢？……可真正灭否？怕也难说得很。
大概是1991年的事吧，我携家小旅游湖南，在好友诗评家李元洛位于长沙的家中小住三天。离别时，元洛送我一瓶湖南佳酿“酒鬼”。不久三白有事到我家，我小心翼翼捧出湖南画家黄永玉精心设计的麻袋似酒壶，掀开盖子，顿时满室酒香。这下子不得了。尝一口，怎样？我问他。如此美酒怎能不尝？他笑说。于是特地找个精致枫溪瓷小茶杯斟了半杯给他——并非主人小家子气而是……我知道他动过心血管球囊手术，已戒烟酒。好酒！好酒！比茅台还香醇！他稍稍一酌，大赞道。幸好三白能克制，并不贪杯。过后倒是我这个以美酒引诱老友的主人深感自责：万一出了事，那该如何是好。
“斜日照我／照我两鬓秋霜”（三白诗《某日在办公桌前》）。那斜斜从窗户探臂而入的夕阳，不正抚慰着客人秋霜旁微泛酡红的脸庞？呵，青眼聊因美酒横……
（二）
再追溯岁月。60年前——60年前实龙岗路上段新民中学中四甲班的教室。历史课。一位年约20余岁的陌生老师缓缓步入教室。白色长袖上衣，米色长裤。神情严肃，举止端庄温文尔雅，陌生老师以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三个字：梁荣源。
新老师？……我们的林老师呢？这位新老师终于慢条斯里地开腔说话。原来他是来代课的：因林老师进医院了。
新来的这位梁老师只代了两个星期的课。这是我第一次见三白其人，但彼此只是擦肩而过。当然，身为少年学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那时他的笔名是沙飞，不是梁三白。所以三白曾经是我的老师，之后虽然“化为”老友，但我内心深处仍视他为老师。我们两者的关系，可说亦师亦友。
那年中四毕业，我转校到华侨中学。过了一年，三白正式任教新民中学。我与他各奔东西。只知道若干年后他离开新民，负笈台大深造，学成回国进入教育学院当讲师。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似乎有点鬼使神差。70年代某一天，我又和他晤面了。是在李向（张道昉）家中。李向好客，爱在他汤申路附近的家中宴请朋友以及常在他主编的文艺版上写稿的青年作者。承蒙他看得起，我常有机会忝陪末席。我那时正热衷于写诗，大家见面，话题当然离不开此道，而且越谈越投机，于是师、友之间的界线渐渐模糊。我们也渐渐成为莫逆之交。
之所以能如此投机，必须一提的是，我们对诗歌创作——当然是新诗创作——的理念几乎不谋而合。即讲究节奏、格律和音韵。这样子写诗，当然“辛苦”得很，但大家乐此不疲。三白在诗集《微醺时候》的后记引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诗的起源有两个，一个是模仿的本能，一个是音调感和节奏感，都是出于人的天性。”加上他特爱中国唐宋格律诗——尤其是李贺、李商隐、黄山谷几家——，写起新诗，当然深具“格律味”。至于新诗和现代诗，诗集《微醺时候》后记分别引了香港洛美（即何达）的《寄》和台湾余光中的《楼头》，从中亦可见端倪。（何达对我有提携之恩，余光中至今仍是我所敬佩的台湾诗人。我们都曾受两人“现代格律诗”的影响。我们虽欣赏何达早期作品，却不苟同他70年代那些极左的“口号诗”。）
可惜我酒量浅，无法和三白一面谈诗一面畅饮茅台或XO，充其量不过在咖啡店喝一杯虎标白啤酒——后来甚至“降级”为咖啡乌了。
我非但酒量浅，于诗论钻研上也不如三白深。我因兴趣杂，除了文学，亦旁骛音乐书法美术等，毕生穷于应付。加上喜读杂书，志趣不如三白专一，所以与他谈诗，受益的往往是我。譬如数十年前他介绍给我的日本19世纪诗人荻原朔太郎的诗论《诗的原理》（徐复观译），便使我“诗眼”豁然一开。
（三）
70年代我住在后港罗弄阿苏甘榜的亚答屋。三白好几次驱车到我家。两人地北天南无所不谈。那时我正随林哲源先生学小提琴，一头载入古典音乐深渊中。因自己一向对诗文朗诵极感兴趣，执教中学时亦强调朗读教学。某次闲聊间，对三白说，其实诗文朗诵就如演奏乐曲，除了必须讲究语句的抑扬顿挫，甚至还须“读出”标点符号：每一标点，无论顿号也好，逗号也好，句号也好，以至感叹号、省略号和破折号，就像乐曲中的休止符，都有它一定的“时值”，朗读（或者朗诵）时必须表现这些时值。甚至如渐强（crescendo）、渐弱（diminuendo）、极强（fortissimo）、极弱（pianissimo）以至某种弹性速度（rubato）……
我其实不过随意谈谈自己一点近似“无厘头”的看法。哪知三白一听却大喜过望，说这很具创意，不如将它整理成篇，发表在《教育学报》上（那时在教育学院任教的三白也主编学院中文系的《教育学报》）。
真是惹祸上身。只好硬着头皮为文。 于是以鲁迅的《风筝》为例，在文中以渐强、渐弱、极强、极弱等音乐符号标出朗读时的着重点。（我于课堂上教《风筝》一文，往往不遗余力地指导学生朗读：尤其是“朗读出”鲁迅文中出神入化的标点）。
文章刊登出来。我自己并不把它当论文看待——那不过是一篇天马行空的随笔。
我总以为朗读（或者朗诵）诗文，就如同演奏乐曲，一点也大意不得。倘若这想法能成立，那么，我的确“演奏”过三白的诗歌：以十人左右的“朗诵乐团”演奏。
是80年代末的事。我正执教碧山的光洋中学。某日学校接到邀请函，希望校方能参与由南洋初级学院主办的诗歌朗诵比赛。梁竞西校长不敢动我的念头叫我越俎代庖：因为我是美术科主任，不是华文科主任。但我一看邀请函，哈，何不搞一团学生“实现”我的“朗诵理想”？遂向他自动请缨。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一拍即合。
先选定诗歌——梁三白的抒情诗《我站起来抬头看你》。接着选人，当然是各班平日朗读篇章最好的学生。我的构想是，开场时先让10位学生“扮成”静止的雕塑，待配乐奏响数分钟（选了肖邦的e小调第1号钢琴协奏曲慢板乐章。我以为梁三白此诗有肖邦曲中慢板的韵味），“雕塑”才一个个先后“活了起来”，诗歌遂开始朗诵：“我心如旗／缓缓升起／舒卷洁净的晴意／当你站着微笑／背着长廊的栏杆／ 我心如雨／点点滴滴／闪烁着金色欣喜／当你站着微笑／披着大海的深蓝／ 我站起来／抬头看你……”
全诗共十小节，58行。两位领诵员。诗歌某些小节亦分小组朗诵与全体朗诵。静止人物“雕塑”的“基座”，则请工艺部门同事代为制作木箱，再由我以喷漆喷上草书“诗”字。万事皆备。
某个周会在学校礼堂预演后，印籍音乐老师卢卡斯非常欣赏。“我虽听不懂华文诗歌，但在音乐陪衬下，却能感受诗歌的美。”她对我说。
比赛结果入选前十名，但无法名列前三。有位评审员事后认为将邻里中学和特选中学摆在一起比赛很不公平，因为后者顶着名校的金字招牌。
最重要的是：三白听了朗诵的录音带，觉得非常满意。“演奏”圆满落幕。
（四）
我和三白往来最为频密应该是在80年代初。那时，《南洋商报》与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邀请台湾作家柏杨访问访问岛国。在商报主办的“新台文艺交流初探”座谈会上，柏杨建议出版一套《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并请南洋商报协助编选。商报副总编张道昉（李向）遂召集方修、林臻、梁三白、连奇、田流、葛凡、风沙雁、杜南发、周维介和蔡欣等作者组成编选委员会。总负责人为张道昉。
犹记得当时除了方修、田流、杜南发和周维介各自组稿外，李向、林臻、梁三白、连奇、风沙雁、葛凡和我每逢周日都在林臻家里聚会，共同商讨编辑事宜以及如何筛选作品等。与三白共事，才进一步感受他那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如是者数月。1982年2月，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与史料共五大册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终于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在《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主持的庆功宴上，看着这些日子辛劳付出的结晶，欣慰的同时，大家也不禁松了一口气。
编辑文学选集期间，每次聚会之后，三白总是驱车送我回返位于宏茂桥的家。有时兴起，两人也会往附近咖啡店喝白啤酒或咖啡乌。
大概是1985年岁杪吧，三白到我家来，告诉我他有意出版第二本诗集（他署名沙飞的第一本诗集《鹰之颂歌》1957年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并要我为他写篇序文。我着实吓了一大跳：如此大梁我怎挑得起？三白安慰我说不急，他1986年要往香港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一年，只要在年底之前交稿就行——长短不拘。于是接下烫手的热山芋。那一年大家书信往还不断，相互磋商序文内容。孜孜矻矻下，10月终于完稿——我足足写成万余言长序！
我在文末引南宋陆放翁的名诗《剑门道中遇微雨》作结——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诗人只合骑驴。纷纷细雨中，视剑门的险峻如无物，独自默默步履马远的大小斧劈夏珪的万里平远，从宁宁静静的古典步向扰扰攘攘的现代，步向飘飘渺渺的未来，去探寻一个又一个的奇境：语言的奇境，意象的奇境，人生的奇境。”
我以为三白是赞同我这种说法的。因为对于诗歌，我们始终秉持同样的理念。
三白自教育学院退休后仍继续兼职教学。好几次学院同事聚餐，也拉我一块参加。我于是理所当然成了白吃白喝的“食客”。也因此，三白的同事也理所当然认为我们过从甚密。最近几年我热带岛国与新西兰两地穿梭，每次回来总会约他吃饭，并且同往探访另一位老友林臻（他是三白华侨中学的同窗）。唯一例外是去年。回国后始终无法联系他，直到赴新西兰前一月才接通电话，听他说话似乎有气没力。心知不妙，问他，却始终不肯透露病情。万万料想不到，人还未走琴弦已先断……朱弦已为佳人绝。唉。
（五）
人如其诗。不妨以诗证人，一窥诗人性情。
梁三白善于抒情（他原是性情中人）。其抒情诗在新华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少有人堪与比肩。前面提及的《我站起来抬头看你》展现从容悠闲的一面。《诗简》引旧作中的两个句子“我们燃烧我们，像太阳，燃烧着寂寞的行程”——却是何等狂热的“寂寞”！
1984年，三白写了一首满满是歌颂情怀的诗：《母亲的脸》。请看第一小节：“母亲的脸方方／方方的 母亲的脸／纵是文 横是文／纵横交错着沉重五千年”这可说是三白备受赞赏的著名诗作。
写于同年的《伤痕》一诗可完全不一样。诗歌的副题是“情诗一帖”，附短短的诗序：“魏晋传说：‘花之谢，必有妖魔出焉。’”诗歌第一小节这么写——
酒醒／触目尽是／杀不得骂不得的／花魔——／以彩蝶的斑斓／把春色／蚕成／如此脉络分明的残局。
第二和第三小节写“枯枝”上的蜜蜂还“深情款款地／酿造／淡淡的春意／艰辛地期待着／一个喧闹的／花季。”第四小节说“我是有点儿累了，／真的。”最后一小节——“我的刻骨铭心的、／盛开在水面上的诗啊，／你呢？”
这首诗写得有点晦涩——不得不晦涩。只要看诗歌创作的年代1984年，结合那一两年在既定体制下日薄西山的华文氛围来阅读，自不难明白诗人为何创作这么一帖“痛苦的情诗”。
其实，同样题材，在三白诗笔下表现得更为深切的是1983年11月的《割爱》。不妨看诗歌前五小节——
“当涔涔的血／从割开的心／流出来的时候／多么壮丽／
壮丽是你说的／心是我的
心是我的
我的白天／从此成了／剪不碎的一片空茫
黑夜／被我切齿地搓成／黎明以前颤动的平安”
倘若对所抒写的事物没有披肝沥胆的爱，又怎会有撕心裂肺之痛？
唐诗中，三白特爱晚唐二李：李商隐和李贺。李贺若读此诗，肯定心有戚戚——天若有情天亦老……
俊逸、孤高、狷介。爱憎分明。这是三白与生俱来的个性——三白原是魏晋风骨铸就的一位“现代”魏晋人物。
像阮籍一样爱酒，却不像阮籍一头栽进酒瓮里；像嵇康一样睥睨俗世，却不像嵇康刻意冲犯权贵惹祸上身。三白原是浑浊市井里一朵洁身自爱的莲花。且看潇洒脱俗的《某日在办公桌前》最后一小节——
“一群天真走过／笑声彷佛笑我／笑我古典在江南／我在江南／三月草长／一朵白莲开在我的寂寞上”
诗歌引南北朝丘迟所写的《与陈伯之书》中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注意末句的“寂寞”一词。三白一生的确是寂寞的。但能以寂寞养出一朵雅洁的白莲，不也是某种完美的终极？
附记：三白逝世的消息，是林高告诉我的。最先是三白教育学院行政部门同事林惜莱接获梁太太电话，通知曾是三白的学生兼学院讲师陈亚凤，陈亚凤通知林高转告我。而林高则因为去年听我说每年回国都会联系三白，才知道我与他常见面。这段情节和1979年我忽然接获德新中学同事说，晚年与我交往的我国先驱画家郑伟高先生忽然去世的消息如出一辙。天地间的事，要说多玄，就有多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