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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以巴冲突 走出暴力回旋

以巴冲突何时可以平息?夕阳下,加沙北部遭空袭浓烟滚滚。(法新社)
以巴冲突何时可以平息?夕阳下,加沙北部遭空袭浓烟滚滚。(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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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巴以冲突再次在世人面前爆发,我们该如何了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无休止的暴力回旋?如何从双方视角,理解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观念的南辕北辙?或许在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努力下,论述有了新的交汇点。

新闻平台、社交媒体将最近发生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暴力冲突带到你我眼前,死亡、恐惧蔓延,仇恨不断膨胀,和平似乎遥遥无期。

以巴/巴以冲突仿佛每几年就要炸裂一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无止境的暴力回旋?

若要回顾历史,我们应该选择从哪个节点开始?

今年初因脑癌逝世的英国《卫报》中东问题专家伊恩·布莱克(Ian Black)在其备受好评的著作《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就试图以“双方”的视角(即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建立开始说起。

伊恩·布莱克在《邻居与敌人》中,尝试以双方的视角描述以巴近百年的历史情仇。(互联网)

事件命名牵扯意识形态

为什么要双方视角?因为选择观点也至关紧要,比如事件的命名:是以巴,还是巴以?(先后关系,孰重孰轻),或1967年发生的中东战争,应该称作六日战争、六月战争或是第三次中东战争?每个用法,背后都牵扯意识形态。

布莱克以“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心中的自由斗士”作为开场白,综述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彼此南辕北辙的观念差异。布莱克写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叙事上的分歧远不只形容各自民族英雄时常用的字眼,对于双方在地中海东岸同一小片领土上长期未解决的斗争的性质,他们更是观点迥异。两者都反映在本书中。每一方所言都出自真情实感,即使被对方斥为宣传或谎言。两者都不能忽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关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历史以及彼此来理解。叙事,以其最简单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民族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然,布莱克也非全然悲观。他发现,在更多档案解密,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努力下,论述有了新的交汇点。

布莱克说:“任何一方都无法垄断真相或道德制高点。但幸运的是,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主导叙事仍在固执己见,我们还是有可能听到偏离它们的声音和策略。将一方刻画成殖民主义者、定居者和种族主义者,将另一方描绘成恐怖分子、狂热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只会降低已然微乎其微的和解可能性。双方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认清现实,承认另一方不可磨灭的存在——无论是否喜欢(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都会留下来。”

媒体扮演重要角色

叙事塑造了受众的观念,媒体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

对于已故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而言,西方媒体、知识生产机构对中东与伊斯兰世界总有不切实际的想象,甚至是充满恶意的。

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巴勒斯坦裔基督教中产家庭,萨伊德少年时代在黎巴嫩与开罗度过,后来一家人移民美国。关于他的童年,他对离散、对自己多重身份的追忆,都动人地记录在《乡关何处》一书里。

身处西方世界,萨伊德意识到西方世界对中东与伊斯兰世界充满误解,1978年他出版《东方主义》,批判西方过去两百年通过文化霸权,借由不对等的地位,建构他们对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的种种知识。这本书开启了后殖民论述,至今仍是经典。此后他又写作《文化与帝国主义》《遮蔽的伊斯兰》,完成“东方学三部曲”。

公共知识分子萨伊德凭《东方主义》一书开启后殖民论述,反思一方对“他者”的建构,《遮蔽的伊斯兰》聚焦当代媒体操作。他在自传《乡关何处》描述了离散的童年、家庭关系如何影响他对美国与中东的看法。(陈宇昕摄)

2003年,后911时代,萨伊德在病逝前为《东方主义》出版25周年写下新版绪论,他说:“无论‘东方’这个词语抑或‘西方’这个观念,都不具备任何本体论层面的稳定性,两者都是由人为的努力构成,是对于‘他者’(the other)的断定与确认。这些最高层虚构容易受到控制,容易被集体热情组织起来,事例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明显不过,鼓动恐惧、仇恨、憎恶、死灰复燃的自尊与傲慢——诸多涉及伊斯兰教及阿拉伯人与‘我们’西方人之间的壁垒分明——竟是规模非同小可的事业。”

萨伊德1970年代起积极为巴勒斯坦议题发声,后来更投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必须行动起来,而人文主义、批判性是他行动的底线,他说:“人文主义是我们唯一的而且是最终极的抵抗凭籍”。

无论东西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在光谱中极端保守与极端激进者永远存在,而恐怖主义通过极度暴力的手段,破坏平衡,引发仇恨的循环。

911事件发生后,萨伊德提醒世人“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而历史证明,美国入侵阿富汗根本无助于压制恐怖主义,当美军最终于2021年狼狈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便迅速统治该国至今。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南部地区,屠杀并绑架平民,造成严重伤亡。以色列与美国政治人物称事件为以色列的911事件,以色列政府随即宣战,封锁并空袭加沙,集结军队准备展开地面战。

突如其来的恐袭与随之而来的复仇,造成双方平民巨大伤亡,再次引发人道危机。

恐怖主义的概念

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恐怖主义?

《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尤根·哈伯马斯&雅克·德希达》一书中,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提醒我们,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一切都难以界定,它是:战争与恐怖主义、国家与非国家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与国际恐怖主义……这使得恐怖主义一词的概念神秘且不稳定,因而轻易被机会主义者挪用。

《恐怖时代的哲学》是作者吉尔安娜·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2001年在911事件发生后与当代两位重要哲学家尤根·哈伯马斯及雅克·德希达的对话记录。两位哲学家以各自学派的视角,解释恐怖主义的内涵,并试图为恐怖主义危机寻找对策。(陈宇昕摄)

而最毁灭性的挪用方式,是所有相关人士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概念来使用:“所有恐怖主义都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对持续升温情境的回应。”

德希达以解构的方式反问:“恐怖主义只能透过死亡来进行吗?难道一个人不能不靠杀戮制造恐怖情境吗?杀戮就一定代表置人于死地吗?‘任由人死去’难道不也是吗?难道‘任由人死去’、‘不想知道有人正在任由人死去’(数以百万的人类正因为饥荒、爱滋、缺乏医疗资源……等原因迎向死亡)不也多多少少是一种有意识的、蓄意的恐怖策略吗?”

至于媒体的介入,对于恐袭受害者毫无帮助,获益的往往是袭击的一方,以及回应袭击要发动战争的另一方。

当战争爆发,我们便不自觉陷入“战争的框架”之中,其中一个要点是统计死亡人数,并区分谁是平民(并且强调妇孺),谁是兵(或恐怖分子)。

美国犹太裔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伤亡统计将人的身躯构想成“纯粹的战争工具”,将人分成可吊唁与不可吊唁者。她建议应该以一种更平等主义的方式来超克两者的差异,形成反战框架。但现实往往是,在某种叙事中,一方的人命更像人命,另一方则是生命的阴影甚至是威胁,最终为了“保卫生命”而正当化杀戮行为。

朱迪斯·巴特勒通过《战争的框架》反思生命的价值,提出平等、反战的信号。(陈宇昕摄)

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一书中写道:“我们并不是作为‘人’而连结在一起,而是作为‘人类动物’——我们的存续奠基于‘非出自意愿的趋近’和‘相互依存’这类社会条件所构成的政治组织。当然,我们总是有可能将死亡分派给他者,并保存自己的生命。但这么做无异于没有理解到自己的生命与他者的生命紧密相连,而我们对彼此的义务便从这最根本的社会条件中萌生而出。”

认可他者的生命,平等对待生命,方能打破战争的既定框架。

巴特勒在书中提出:“在战争的框架瓦解或出现缝隙之际,生命的痕迹出现在显现物的边缘或表层(surface),框架便无视盛行的禁令,在无意间奠立了可吊唁的人口。在此时,批判性的愤怒便可能萌生而出,战争也就有可能从原先的目标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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