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对话谢裕民:小说非这样写不可

马华作家黎紫书(左)与新华作家谢裕民在草根书室探讨文学的困境与未来。(特约摄影/陈来福摄)
马华作家黎紫书(左)与新华作家谢裕民在草根书室探讨文学的困境与未来。(特约摄影/陈来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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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裕民形容现在新加坡的华语文教育就像放在室内的小花,悉心照料,却因为室内的种种限制无法成长。反观马来西亚的华语文教育,因为处在体制外,野生野长,成就强大的活力。

最近马华作家黎紫书收到一封电邮,邀请她担任新加坡一个文学奖项得奖者指导老师,她读了觉得来信的华文语句奇怪,怀疑出自机器之手,于是用谷歌将电邮内容翻译/还原成英文,似乎就说得通了。她不得不感慨,一个机构要推动华文文学发展,却连书写华文邀请函的能力都不足,同时还凸显了当今写作必须跟机器竞争的局面。

黎紫书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新加坡今天华文文学的困境又进入另一层次,你现在是跟AI斗了,以前你可能是要跟马华的作者斗一下,看谁厉害,现在你可能要跟AI斗了。”

这是黎紫书与新华作家谢裕民,5月5日在新加坡草根书室对谈时的一段插曲。

谢裕民认为那封信应该一开始就是用华文书写的,读起来怪,主要是因为新加坡语言环境使然,华文自带翻译腔。谢裕民以中国作家王安忆1991年来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后写的《漂泊的语言》为例,王安忆当时就发现参加文艺营的新加坡年轻人华语词汇贫乏,还被语法限制了手脚。

或许黎紫书感受到的就是类似情况。

记者后来向该机构查询,对方证实电邮是同事直接以华文书写,其他同事帮忙修改词汇而成,没有使用AI或翻译软件。

谢裕民:语感很重要

对谢裕民来说,语感很重要。从前新加坡讲华语和方言的人多,对语言有一种自然的把握,现在华文华语不普及,人们需要特别学习语法来规范,情况就不一样了。

谢裕民的非虚构书写《不确定的国家》讲述新加坡这个国家诞生的过程,也揭露建国历程中新加坡华语社群与非华语社群间的矛盾。(档案照)

谢裕民形容现在新加坡的华语文教育就像放在室内的小花,悉心照料,却因为室内的种种限制无法成长。反观马来西亚的华语文教育,因为处在体制外,野生野长,成就强大的活力。他说,1960年代以前新加坡曾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如今这个重镇已转移到马来西亚。

后来有现场读者提问,关于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使用许多广东话对白,以及中国新南方写作中方言的运用,是好是坏。黎紫书回应:北京话不也是方言的一种?读者长期阅读带有北京、东北、四川等方言的作品,甚至贾平凹的“秦腔”,为什么南方方言出现在作品中就必须特别讨论?

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先后在马来西亚、台湾与中国大陆出版,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巨大回响,目前已出售版权改编成电视剧。(互联网)

用对方言就像放对调味料

黎紫书对方言情有独钟,她对比广东话与东北话,前者生猛尖刻,有点恶毒;后者则“太逗了”,具有“欢快的节奏感”,两者都展现了地方特性。

她说:“我们有我们方言的特性,尤其在地方书写当中很重要,写怡保的故事,不能没有粤语……我的作品也好,林棹(中国作家、《潮汐图》作者)也好,能让中国大陆的读者一新耳目,领略我们的方言魅力。方言一点没有影响文学本身的素质,而是质感的提升。你方言用对了,就像是在食物里放对了调味料一样。”

对黎紫书来说,小说家选择怎样的文字风格、腔调、书面语或口语,最重要的是能够说服读者:这本或这篇小说非这么写不可。

语言教育左右着新马华文学的发展,而方言不失为新马作品的优势。至于如何走出去,主持人、草根书室董事林韦地最后分享他的思考:新加坡的政治与金融政策总是布局很大,从区域思考问题,但来到文化课题,却总是把自己想象得非常渺小,拘泥于“我们只有500多万人”的市场,其实应该善用新加坡作为交通枢纽的特性,串联区域,扩大新马华文学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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