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诗人希尼尔的《彼岸星空》写到：“我们的两岸，一衣带水，仅仅盖章，盖章，盖章”，尽管写于1980年代末，诗中隐约的抱怨声，如今依然熟悉；而马来西亚诗人小曼（陈再藩）的短诗《两岸》“因为两岸，心和心之间，恒有一座不坠的桥”，又将两地情谊紧紧牵起。
百年来，新柔海峡两岸被长堤衔接起来，长堤作为两岸人民日常往来的交通要道，在文学中也是常被书写的对象。
1950年代，大名鼎鼎的韩素音曾在新山与新加坡行医，见证英殖民政府与马共之间的斗争。她描写紧急状态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就多次写到长堤：那是一条马共与其同情者走私物资的要道，气氛总是紧张，有军官驻守。警官陆克·戴维斯在思考自己的殖民者身份、剿共任务与马来亚现实时，他眼中的长堤似乎是通往黑暗世界的隧道：“傍晚时分，在中餐馆的霓虹灯下啜饮啤酒，长堤的灯光蔓延，向海峡的黑暗核心倾泻……”
在小说中，新柔长堤通向陆克·戴维斯内心的彷徨。
《韩素音在马来亚》作者章星虹受访时说，《餐风饮露》有韩素音自身半自传的色彩，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了历史，比如当年马共走私的物品除了有子弹、手榴弹，还有手巾、胶布、鞋、纸、墨水和香烟，可当做史料参考。
韩素音是亚欧混血儿，出生于中国，后来到欧洲学医，1949年在香港邂逅记者伊恩·莫里斯，写出畅销小说《生死恋》，1952年嫁给英国情报官梁康柏后同往新山生活，开始在新柔两地行医。1956年出版《餐风饮露》之后，韩素音多次拜访新中国，撰写《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周恩来传》等作品。
章星虹说，《餐风饮露》出版于1956年韩素音重返中国之前，小说家是以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内省视角出发。“现在学界看韩素音，中国学者会完全（将韩素音）光环化，西方学界则不看她在马来亚这段反殖民的部分，只看她的新中国时期。其实韩素音在马来亚，曾为华族的生存、为南洋大学说很多话。”
写长堤 离不开情
紧急状态之前，新柔长堤发生过的最严重历史事件当属1942年日军南侵，英殖民政府为了阻挡日军入侵而炸毁长堤，这个事件被已故作家黄坤生虚构成一部可歌可泣的抗日爱情小说《再会吧！长堤》。
这本1983年出版的小说讲述136部队的抵抗战争，小说家塑造了一个正气凛然角色——日军少校铃木一郎，因唾弃日军暴行而不惜叛国加入抗日军，进而与战友叶婉清相识相恋，无奈双双在战争中牺牲性命，最后一项任务便是炸毁长堤。
长堤作为文学意象，离不开情。
资深马华作家马仑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长堤》便勾连着青春男女甜蜜又悲戚的爱情。
《长堤》写于1961年，小说描述男主角华戎因自卑和多愁善感而放弃了爱情，放手爱人凌燕到澳大利亚留学。尽管小说以华戎凝视着长堤为起点，他眼中这道联系着新马的“雄伟而坚稳的通脉”，最后仍无法保证他的爱情美满。若放置在新马历史政治来做进一步文本诠释，颇值得玩味。
马仑1940年出生于笨珍，师训学院毕业后被派到边佳兰教书。当时马来西亚还未成立，马仑从笨珍经新山过长堤到新加坡，一路上看到许多关于马来西亚计划的政治标语与大字报。过了长堤，马仑前往樟宜乘船到边佳兰。此后，长堤成为马仑写作的重要主题。
在新马分家后，马仑也经常到新加坡的图书馆查找资料，认识了许多新加坡文人和书画家。疫情期间，马仑有感两地人民无法往来，写了长篇小说《新冠疫情泪花飘》，以写实手法，加入新闻剪报，记录疫下的生活。
2020年初冠病疫情肆虐以前，长堤也曾因为2003年的沙斯（SARS）疫情而紧张戒备。
长堤有越堤族的故事
出生于马来西亚，定居新加坡的作家丁云曾通过短篇小说《通关》描写越堤族的生活，以及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另一篇《生死边界》则写新加坡华文流亡者的故事，小说中失望于新加坡华文教育命运的老陈，与曾参与学潮不被允许入境新加坡20年的“卜基阿珠”，在阻塞的长堤上相遇，回忆缱绻。
丁云受访时说，1990年至1992年间，因妻儿的“家眷居留”未批，必须频繁来回长堤。当时还是旧海关，堵塞严重，一家人常常走路过长堤。
他说：“人很奇怪，有了同伴，走起长堤来不觉得长，脚步也轻快多了，因而听到各式各样的越堤族故事，有追梦、有励志、有辛酸、有牢骚。我收集不少越堤故事（各大民族都有），本来打算写一个短篇系列，但只写了三篇《通关》，后来还写了一篇《生死边界》就停止了。可能是因为妻儿的‘家眷居留’办妥了，生活安稳了，心灵冲击少了吧？”
不过他也曾彷徨：“在（长堤的）冷风中，常常问自己，漂流的我，漂流的人们，在追逐什么？盼望什么？逃避什么？又问，什么时候，人们可以真正安定下来，找到一处停泊的港湾？”
丁云目前在构思一个关于越堤族的长篇小说。
马华作家冼文光也曾是越堤族，他借小说集《柔佛海峡》的诸篇小说转化个人的长堤经验。其中一篇《在Danga Bay准备开拍新山第一部同志独立电影》，脱胎自过长堤时的机遇。
他受访时特别指出，某天他在新山等170号巴士过长堤，跟排在他前面的一个男子聊起来，对方声称是广告片副导演，曾到新山拍广告，还提及黄亚福街后巷的跨性别性工作者，突然问了一句：不知有没有人拍过新山同志电影？
这番奇妙对话促成了冼文光小说的创作。
另一篇《楼：1970》则与新华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杂志《楼》有关。
冼文光说：“一天傍晚，我挤塞在返回新加坡的170号巴士里，那时期SARS肆虐得人心惶惶，杯弓蛇影的；长堤上巴士极度缓慢移动，我拿出前些天文艺城编辑林迪玞（林山楼）所赠的《楼：4》来看；我被里面的文风震动，尤其对《午夜之死》一篇印象深刻——封闭的楼、挤逼的巴士、SARS、人；我脑海霎时想象着：竖立的巴士颇似一座楼、倒塌的楼颇似一辆巴士……”
长堤便在冼文光的文学想象中，变成容纳一座座封锁中大楼／巴士的虚拟空间。
他相信，只有长期被那“火一般戳热”的长堤折腾过的写作人，或许才可能于创作上被“逼”出一点新意。
重构文化交流长堤
越堤意味着飘零，多少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另一个地方生活，新山就是这样一座城，在马华80后作家方肯的长篇小说《海峡边城》里，青年男女似乎注定要离开新山，到不同地方（包括新加坡）追逐理想。
方肯受访时说：“新柔长堤承载的都是苦涩的滋味。为生存而不得已日夜穿行，内里是牺牲、刻苦、辛酸、无奈、委屈等等。这是从新山过去的人。而从新加坡越堤的人，便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新山人我的眼里，新柔长堤是一道从闭塞走向解脫的枢纽，像喉咙，释放那些消化不良的阻塞物。”
她继续说道：“或许因为我是新山人，对于新加坡的文学想像就有些一言难尽。那么近，那么远。在我的文学想像里，它是一座低温的岛，说不上热情，也不完全冷漠，各种外来的因素不断影响其形态，重新捏塑，再捏塑，它不会定格在一个模样，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变化又变化，却维持一定的格式，如机械那般。”
报道文学方面，丘文华（已故韩山元的笔名）1989年出版的《长堤两岸》记录了一段来自麻坡的越堤族心酸走上绝路的故事。此外，2001年由土司工作室撰写的《新新关系》通过大量采访越堤族，反思新山与新加坡的关系。最近，旅游作家叶孝忠也希望从新加坡的角度观察马来半岛世界，书名《我给新加坡写了一本马来西亚》意味深长。
长堤除了作为文学文本，还可以是新马两地文坛互动的号召。
新加坡文化奖得主、诗人、学者王润华教授与文化奖得主、诗人淡莹，从2015年起赞助新马巡回诗文朗诵系列活动“南方文学之旅”，邀请新马诗人、作家、表演艺术工作者携手走入新马校园，搭建新马文学交流的长堤。“南方文学之旅”至今已经举办超过20场活动，来临8月和9月还将分别前往东马古晋与新山。最近也由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马华文学馆出版《南方文学之旅诗文集》，记录第一阶段的文学旅程。
王润华受访时说，新马两国的文化人与作家不认识彼此的作品，让人遗憾。他认为，尤其新马华作家彼此的家人、祖先都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建构东南亚华人以及东南亚各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应该重启认识彼此文化、文学的工作。
“重建长堤是要让两个国家的四语文作家、文化人互相来往交流，并朗诵他们的诗文。我认为我们不单要在新加坡办，也应该到马来西亚的各个学校，因为学生最容易接受影响，通过朗诵，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文学，散播文学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