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林清如先生（1937-2024）大名，首先当然是因为他的二哥林清祥在1950代新加坡建国时期的学运和工运的政治活动，为当年的殖民政府扣留多年，是新加坡建国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同时，清如先生本人以20岁一介热血青年，也为政府拘留，长达九年。在狱中自学完成了伦敦的法律课程，取得律师资格。他本身也是位传奇人物。
2014年清如先生出版了他前30岁的自传《我的黑白青春》，承蒙他签名赠书，让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最让我感佩的是他坦诚叙述在九年拘留期间的点点滴滴，文字平实从容，无怨无怼，是真实生活的写照，让读者感受到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坚持和信念。另外一点让我特别有兴趣的是他和他当年女友长期坚贞的爱情。在狱里狱外分隔九年之后，终于结为夫妻。这种长期（也可能是无尽期）的承诺和坚持，大约是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文青才有的浪漫情怀；也让我体会到这位铮铮铁汉内心的温柔。有趣的是清如先生在给我的电邮中，特别提到他书中称呼他女友为K；也正是当年伊菲写专栏时，称我为K。我读后莞尔，这哪里像是出自七旬老人的话，更像是老文青不灭的浪漫。
我和清如先生第一次见面要等到2014年11月他以《怡和世纪》总监身份，和编辑部的南治国、郑钧如到新跃大学专访我对新加坡文化和华族身份认同的看法。访问稿由治国执笔，以《文化郭振羽，文化新加坡》为题，发表在2015年2月份的《怡和世纪》，我和《怡和世纪》多年笔缘由此开始。
《怡和世纪》发行之后，我是长期订户，也是忠实读者。这本杂志在清如老编主导下，畅谈新加坡文化课题，也时常针砭时局。我给杂志很高评价，对老编寄予期望，也表示关切，坦言“如此水平，只怕难以为继”。
在清如老编和治国的鼓励之下，2018年我终于在《怡和世纪》开辟栏目，分享我在新加坡学术界半世纪的经历。2020年冠病肆虐期间我出版了文集《杏林听雨》，算是自己年届八十的一段记录。这都要感谢清如和治国的鼓励和协助。
认识林老时，我们都已经是七旬老人，并不常见面，私下的几次见面多半是通过我们的“忘年交”治国的热心安排。我去过他的府上，他也来过我的寒舍，有时我们也在一些比较安静的餐馆用餐谈天。清如老编也多次邀我到怡和轩享用久负盛名的“喝粥”午餐，边喝粥，边和他及《怡和世纪》文化圈的一些文人雅士谈天说地，很是营养。
我和林老“同病相怜”，长年都为心脏瓣膜问题所困扰，因之也常常分享治病、服药和养生心得。2015年他依医嘱心脏大开刀，安然度过鬼门关；四个月后，我亦步亦趋，在2016年2月底动了大手术，也幸运闯关。几年来，两位耄耋老人，多次进出医院，关关难过关关过，成为常态。每次通关前后，我和林老都相互打气，祝福彼此。
最后一次和林老见面，是刚刚不久的9月21日。他接受我的邀请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观看伊菲参与制作的《再见·歌中情》。两位银发老人并肩而坐，欣赏久违的华语音乐剧。林老看戏很认真，演出结束后他告诉我，“要呈献这全套华语音乐剧太难得了”，对这场主要由非专业人士演出的音乐剧给了很高的评价。那天，治国为我们留了合影，当时我还赞许林老气色不错，进出只用手杖，不像我，出门在外还得依赖轮椅。真没想到，那次留影竟是我们的最后合影！
演出结束后不到一周，10月3日，手机上传来治国的简讯：林老过马路时跌跤昏迷不醒，已经走了。在我震惊之余，治国又说，林老早已留下遗嘱，嘱咐身后丧事从简，除至亲外，不通知外人，不发讣闻，不受花圈，不登报致哀。我在哀伤之余，心想，林老最后还是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典范，走得匆忙，却是如此洒脱，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老友的万分不舍和无尽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