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土栽培新秀 新华文学刊物发光发热

编按：文艺城近期推出“文化编筐人”系列，归纳过去几十年主要新华文学刊物的编辑——寒川、英培安、张挥、烈浦、适民、欧清池等在文学编辑领域中的贡献，从中勾勒新华文学期刊的出版概貌。为了尽可能呈现为新华文学刊物义务服务的编辑们，推出本期综述篇。

回望百年新华文学史，在前赴后继的文化编筐人中，哪一位不是在坚持母族文化的衣钵承传，不是在为母族文化事业站岗？

新华文学刊物的出版可追溯至1940年代末期。1993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华中初级学院联合出版吕振端编撰《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书刊目录（1948-1992）》。吕振端在序文中表示：“从文艺及史料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刊物肯定具有一定的文学与历史价值。这批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到近几十年来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的创作水平及发展情况；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在不同阶段的时代里所反映的学生文艺思潮及不同的生活面貌。”

新华学生文坛的重要推手是长期投身于教育界的华文老师，例如：丘絮絮、王梅窗、刘思、君绍、苗芒、陈华淑、廖青、梁三白、杜诚、白荷、彭飞、林高等人。他们当中，有者教授华文或文学，有者负责中文学会，有者短期代课，或严苛或亲切，但却同样对学生言传身教，是影响学生日后写作的文学导师，如王梅窗之于周粲，刘思之于原甸，君绍之于林方、南子和成君，苗芒之于余宁，廖青之于李宁强、李茀民和我，梁三白之于蔡欣和流苏，白荷之于张曦娜和梁文福。

1960-1970年代，新华学生文坛热火朝天，除了竞相出版学校刊物外，个别学校也有办文学壁报，例如立化中学《海燕》壁报、黄埔中学《爝火》壁报、华侨中学《艺澜》壁报等。

根据曾活跃于社区组织的李成利所做的统计，早期至少有13间民众联络所主办过10种文艺活动——壁报、团讯、纪念特刊、征文比赛、常识竞赛、辩论会、讲座／座谈、书展、文艺营、集会——中的最少一种。这些文艺活动又以壁报最为热门，共有九间联络所办过壁报。

1973-1974年间，一群以华中毕业生为班底的石叻道联络所青年团团员，为延续校园壁报的写作风气，发起组织文汛壁报会和文艺小组。时任青年团主席李成利透露，当年华中有《艺澜》壁报，该校华文老师赵满源便建议石叻道联络所的壁报取名为《文汛》壁报，相互辉映，并亲自为壁报会挥毫题字。至此，华中毕业生完成了从校园内到校园外的写作过渡。

当时还有几间联络所：武吉知马、巴耶礼峇、麦波申、蒙巴登、中峇鲁、甘榜山亭、如切、南顺，也组织壁报会。联络所写作风气旺盛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75年，教育出版社邀请杨松年、王润华、骆明、杜诚、烈浦、谢克为新加坡第一本大型华文文学刊物《新加坡文艺》季刊的编辑，由杨松年担任主编。《新加坡文艺》创刊号在1976年1月面世。

紧接着，1976年10月至1977年9月，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12期《文学月报》，理事们轮流担任编辑，编辑群包括黄孟文、杜红、田流、林远、易梵、苗芒、蓉子、樱之涧、周牧和李建。对于作协的这第一份刊物，黄孟文最初是想通过一份大家都负担得起的健康文学刊物，充实社会人士的精神粮食；有了普及的基础，日后才会有提升的可能。然而，在当时大部分作协理事的热切期盼下，1978年4月，《文学月报》改为《文学》半年刊。

承袭南大诗社的余绪，1980年8月，旨在推动华文文艺创作的阿裕尼联络所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成立。初期，学会创作组的正副组长是彭飞和潘正镭，负责《同温层》和《同温层文丛》的出版事务。《同温层》从1980年至1990年出版十期。从1982年至1991年，《同温层文丛》出版12本，包括会员作品选《同温层散文选》和公开作品选《新加坡微型小说选》等。

1980-1990年代，贺兰宁曾在不同时间段执编《文学》，以及五月诗社出版的《五月诗刊》。作为一名导师型的文学编辑，他对新华文学扎根本土的呼吁，一以贯之出现在其所写的《编者手记》中。

例如，《文学》第17期和第19期，贺兰宁先后写道：“描绘我国乡土的特色，反映我国社会的面貌，是本地写作人最大的任务。如果本地人不写下他们最熟悉的本土事物，叫谁来写？”“由本地人有计划地研究我们当今文学作品的风气，到目前仍未出现。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及时对自己区域的文学作品做出评论，到下一代，当他们的语文程度及表达能力日差，又有多少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再如，《五月诗刊》第19期和第31期，贺兰宁分别写道：“五月的诗，可以来自汨罗江上的潮魂，那是悲壮的；可以来自滨海湾外的龙舟，那是欢腾的。……我们希望：每一期的创作，都能洋溢吾乡吾土的气息。”“诗是血，如果诗人不把血管接在现实环境和生活的源头上，那么，血就会流干流尽了。”

这些近乎耳提面命的循循善诱，夹杂着贺兰宁心中些许的焦灼感。作为现代诗的先行者，贺兰宁不否认文学创作虚构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文学》第22期《编者手记》中说：“‘虚构是文学的本质’，对于这一点，颜元叔认为：纯文学是用想象力创造的文字作品，是想象力的文学，具备虚构的特征。这种文学的虚构，是最高的真实。”诸如此类的文学创作观，频频出现在贺兰宁所写的《编者手记》中，使得它们俨然成为分享理念与传送理想的文学小课室。

贺兰宁是北京中国中医药学院医学博士，曾主编《新加坡中医杂志》《医学集刊》《国际中医》等医学刊物，以及新加坡中华医学会的20册医学丛刊，在中医界有着一定的学术贡献。1988年6月，他在《文学》第21期《编者手记》中，形象地把文学作品比喻为内分泌，也就是国家社会的结晶。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在文学创作上，不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作家，不管这些作家用的是传统或现代的创作手法，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通点：把历史感和地域感注入作品中，而且，让我国的文化内涵深留在字里行间。……希望国家社会，多注意我们这一代作家，多鼓励我们这一代作家，因为作家的作品，是我们国家社会的重要‘内分泌’！”

与贺兰宁同龄的南子，同样是导师型的文学刊物编辑，曾任20多期《五月诗刊》执行编辑、主编和编委，并任《文学》四期主编和《新华文学》八期评论主编。1995年，作为《五月诗刊》第23期的主编，面对冷峻的大环境，南子在《为什么〈五月诗刊〉还要出版下去》一文中慷慨陈词：

“我们承认，外国的文化气氛比我们好，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有很多欠缺。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咬紧牙根，站稳立场，有多少热就发多少光，能飞多高就飞多高，能看多远就看多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林锦自1988年担任《文学》第21期编委以来，其编辑之路便延续至今。在这份刊物中，他担任过四期主编、12期编委。1998年，《文学》改组为《新华文学》。第41期开始，林锦担任八期散文主编。2018年和2021年，林锦先后与柯奕彪和王丽珊联合主编第89期和第95期《新华文学》。2024年出版的第100期，他与周德成和李叶明一起挑起主编担子，他负责征集论述新华先驱作家的文章。

至于作协的其他刊物，从1992年《微型小说季刊》创刊号至1997年停刊时的第22期，林锦是编委之一。此外，林锦曾主编新加坡文艺协会的两本书，一本是在1991年面世的《新华作家研究丛书·苗秀研究专集》，一本是配合第18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而在2023年面世的《亚细安论文集》。锡山文艺中心方面，从1991年《锡山文艺》创刊至1995年，林锦担任前十期编委。2000年至2001年，担任第18期至第21期主编。2017年至2024年，担任第46期至第53期编委。

约略一算，从1988年至2024年，林锦参与编务的文学刊物和书籍共80本，时间跨度为36年，涵盖四个文学团体。把林锦所写的主编的话或编后话贯穿来看，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文学刊物编辑工作不断层的信念。

林锦曾在1972年获南洋大学罗布歌散文创作比赛首奖，在《文学》第38期《编后话》中，他如是写道：“我们同意得奖是一种荣誉，但若为了奖项而写作，那倒不必。写作是一个过程，可能一时，可能一世，写自己认为有意义而又想写的作品，评价如何，不必顾虑。我们这里，没听说过颁发奖项给文学刊物的编辑。没有奖励，刊物还是要有人编，否则便会出现断层。”

《文学》第40期《编后话》中，他说：“（上一期）我们说过‘华文文学像棵树就好，只要有土地、阳光和雨露，便能生长’。刊物刚出版，印尼的森林却突然发生大火，烧光数以万顷的森林，也造成我国上空烟雾弥漫，不见蓝天白云。树会生长，树要生长，却也可能面对大火摧毁的厄运。我们对华文文学所持的乐观情绪，多少受到这种自然界生态失控现象的影响；然而，我们推动华文文学的信念和决心，始终不渝。”

这两段文字看似云淡风轻，实则是掷地有声的文学编辑宣言，其中心思想是：为了不断层，即使没有奖励，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也要进行到底；为了不断层，我们推动华文文学的信念和决心始终不渝。

50多年来，林锦先后获得国内外的13个文学创作奖。无论是文学创作、编辑工作还是理论建设，林锦总是给我以一种默默耕耘的感觉；即使是担负着最为基础的文字校阅工作，他也默默地做好编委的本职工作。

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在1980年底成立后两三年，在谢克的引荐下，成君加入成为会员。1980年代中期开始，成君担任《新加坡文艺》编委。1990年，文艺研究会改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

2003年至2020年，《新加坡文艺》出版50期，其中，成君在12年内分两个阶段担任主编36期，是至今担任刊物主编期数最多的一位。2013年，成君接过骆明的文协会长职务后，兼任《新华年度文选》主编11年。从2021年的第130期开始，李选楼接任《新加坡文艺》主编。2023年，成君卸下文协的领导棒子，李选楼继任会长。2024年起，《新华年度文选》由李选楼主编。

为配合新加坡建国50周年，文协从2014年开始进行《新华文学五十年当代作家资料汇编（1965年-2015年）》的编录工作。2015年，汇编面世。作为主编，成君清晰地记得，从筹备、编辑完成至展览，约需两年时间。编务后期，他日夜在电脑前与时间竞赛。扫描入档最花时间，包括每个作家的生活照丶书信丶手稿丶著作封面、编辑刊物，无一不需要扫描，时间上不易控制。虽然工作紧张且具挑战性，他的心中却无比喜悦和享受，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项深具意义的文化建构工程。

到底是出于什么信念，能让成君无怨无悔地把青春岁月奉献给新华文学？“是对或者不对／绝不对人轻言／背负着一辈子的社会职责／为传统换来了几许白发”。这是成君在2000年所写的诗《一个华校生的忧思》的第一节。

此外，2003年，成君在《新加坡文艺》第82期《编辑人语》中所讲的话，也预先印证了这一点：“当会长骆明在新一届理事工作落实前，要求我肩负起《新加坡文艺》季刊主编一职时，他语重心长地道出了《新加坡文艺》季刊25年来悠长的艰巨历程，如何成为新华文学史上出版最久的文艺刊物，说明81期出版的成果，得来实在不易，势必坚持下去。有鉴于此，我毅然答应下来。我的承诺，其实是被骆明锲而不舍地为文艺奔忙终身的精神所感动。身为协会的成员，怎能不分担起这份工作，而这又是一份荣誉呢！”

除了华文知识分子的本能与使命感，以及坚守华文文学创作成果的信念外，似乎没其他更为有力的答案能解释这个现象。

我在翻阅新华文学刊物的过程中，不经意地读到许多令人感动的、属于刊物编委之间的情谊。例如，《锡山文艺》编委秦林在第10期《结束的音符》一文中抒情地写道：

“有回忆吗？回忆是蓝蓝的天，蓝蓝的海，五年一眨眼，足印磨不灭，好像启开一扇大观园的朱门，门内满园春色，美不胜收。回忆，网起所有谈笑声电话声以及千年古钟声，也网起人间锦川秀林。芬芳。永远。五年来，寒川、郭永秀、林锦与我四人在出版组合作无间，愉快无比，除了深深感激海内外作者的大力支持，我也深深感激他们三位，并预祝我们走过的足迹会越深越远……”

《锡山文艺》第21期《编者的话》中，林锦写道：“和秦林编过10期，再和蔡宝龙等人合编过四期，对《锡山文艺》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将会继续拥有那种期待的感觉，期待《锡山文艺》继续出版，同时一期比一期好。”

也许是这种良好的编委情谊感染了蔡宝龙，后者在《锡山文艺》第22期《主编的话》中说：“这期我从林锦手中接过主编的棒子，没忘了他两年来的辛劳，还有之前的陈朗、方桂香、郭永秀、洪生、秦林、郭福荣……这期的执行编辑为王丽珊和伊蝉，前者家庭工作两头忙，仍坚持为《锡山文艺》效力，后者虽工作读书（念开放大学）忙，而且健康欠佳，但为文艺而不轻言放弃的精神，令人欣慰与感动。”

2019年，新华作家卡夫病逝。2020年6月18日，《联合早报·四方八面》刊登林锦怀念故人的短文《半生小说半生诗》。文中，林锦满溢感激之情：“卡夫也曾经编辑新加坡作协刊物《文学》。1996年我主编《文学》时，便找卡夫当编辑，我们合编了两年四期（第37-40期）。卡夫审稿校对都很认真，也很有主见。”

林锦与卡夫之间的合作无间，贺兰宁与笔者之间也是合作无间。1986年至1993年，贺兰宁担任《文学》第17期至第32期的执行编辑；后面八期，我成为刊物编委。很难忘记1990年代初的那四年里，贺兰宁定时把《文学》一大袋原稿和打字稿送到我家，让我校阅，我校阅完毕，通知他前来取回稿件，三年中两人合作愉快。

顺带一提的是，有一两位文学刊物编辑在参与编务之际，也捎带家人参与其中。例如，林方的女儿林莹曾参与多期《五月诗刊》的封面摄影或设计工作；锡山文艺中出版的《新月》第四期，执行主编张萱萱的女儿王柔颖为《主编的话》贡献一张插图。至于郭永秀，不只曾任《五月诗刊》执行编辑和编委，更积极地担负多期诗刊的封面摄影工作。

2019年，黄明恭在《赤道风》第102期《主编的话》中说：“我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是：本地中文文学刊物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吗？当念中文系的人离开大学后，就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当本地的中文书店一间间关闭，我们如何对中文的前景感到乐观起来？然而，《赤道风》编委面对的挑战，也是刊物精彩的部分。而传承就是办刊物的终极意义。”

过去数十年，屡遭打击和挫败的新华文学刊物编辑，尽管面对华文文学的不景气，却始终抱持逆流而上的不退缩心志：南子面对冷峻的大环境仍咬紧牙根，站稳立场，坚持有多少热就发多少光；林锦怀抱不断层的坚定信念，为了责无旁贷的文学担当，虽然没奖励，始终没离开文学编辑的岗位；伊蝉为了文艺，即使身体健康不佳，需要兼顾工作与学业，也不轻言放弃编辑工作；黄明恭认为传承就是办刊物的终极意义。这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刊物编辑对新华文学薪传不止最掷地有声的宣言。

2004年，成君参观坐落在裕廊西的南大牌坊后，有感而作《牌坊》一诗。诗中写道：“遭人冷落／被人遗忘／您依然竖起／民族教育的大旗／为一段辉煌的历史站岗”。在成君笔下，南大牌坊是在为一段辉煌的历史站岗，而回望百年新华文学史，在前赴后继的文化编筐人中，哪一位不是在坚持母族文化的衣钵承传，不是在为母族文化事业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