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新书纵论冷战时期的文学想象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松建新书《亚洲冷战与文学想象》（秀威出版），借10位亚洲作家的冷战经验，从他们的作品折射时代的氛围。

这10位作家分别是：韩素音、黑婴、王啸平、韩萌、萧村、燕归来、力匡、王里、金枝芒与贺巾。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东南亚经验，并在二战后，通过文学创作参与了各自（现实与理想中）国族身份的想象建构过程。韩素音曾居住在1950年代马来亚；黑婴、王啸平与萧村都是出生于南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归侨；燕归来与力匡从香港来到新马；王里是新加坡剧作家，金枝芒与贺巾则是马来亚共产党成员。

张松建认为，这10位作家的经验与理念迥异，不能以国别文学来界定其身份，他们的作品“不能僵化地划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新加坡文学、马来西亚文学、香港文学的单一的、固定的范畴内，而是具有流动性、交叉性、跨越性、开放性的特征。”

以韩素音为例，这位欧亚混血儿出生于中国，在北京接受教育，并到欧洲深造，后来因与英国军官梁康柏（Leon Comber）结婚取得英国国籍；写出畅销小说《瑰宝》（又译《生死恋》《爱情至上》）；1952年来到紧急状态下的马来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回返中国，甚至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多年来东西方对其评价两极。

张松建借韩素音的小说、自传，省思其思想复杂性，而非单纯的共产中国辩护人身份。张松建以韩素音第四部自传《吾宅双门》，记述1949至1966年回返中国的观察，“多数情况下，她是一个自由左翼，对新中国的观察有批评反思。第五章描述她在1956年的中国之行，一方面感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发现它正在走向威权体制：舆论控制，集体洗脑，鹦鹉学舌，千篇一律，这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谓‘监控社会’（Seeing society）——”

不过韩素音对文革的思考却“耐人寻味”，她认为文革最终促使中国的新生。张松建认为，韩素音“不乏文过饰非，曲意回护，可见其用心良苦。一方面，她承认文革可以激发政治机器的活力，打破官僚特权，强化党群关系，为全球社会主义提供榜样，这种看法与当今国际学术界的‘新左’论调遥相呼应；另一方面，随着她的深度介入和时局的变化，她也清楚感觉到了文革的黑暗面，包括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无情摧残，对法制建设的肆意破坏，对女性尊严、混血身份、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击，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了恐怖的无政府状态，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张松建2002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离开新加坡到北京清华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2013年重返新加坡加入南大中文系，开始更系统研究新加坡及其周边世界的文学，著有《重建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后者讨论了新马的郭宝崑、力匡、燕归来、白垚与杨际光。

在阅读新马文学史的时候，张松建发现剧作家王里的有趣案例。《亚洲冷战与文学想象》的10个个案中，有七个偏左，两个偏右，唯独王里是“冷战年代的中间道路”。

王里活跃于1960、70年代新加坡剧场界，其作品呼应新加坡政府的意识形态，对新国家身份、多元种族和谐、左翼的暴力多有触及。但他在附和国家主旋律时，又有暧昧的批判。张松建写道：“在冷战的年代里，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势无处无之，尽现于各种文化实践，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地做出选择：要么拥抱左翼立场，要么展示右翼姿态，或左或右，人各有志，风行草偃，人性使然。王里既不同于当时走红的一众左翼作家，也和南来的一批右翼文人截然不同。他的政治意识别树一帜，耐人寻味：既反对左翼政见，又批判右翼思潮，左右开弓，毫不容情，他主张第三种立场，那就是根植于新加坡经验的‘中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