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三叔是在伦敦的唐人街。去伦敦念研究生时，潘国驹博士协助我向李氏基金申请了一万新元的助学金，潘博士到伦敦时请我吃饭，我到饭馆才知道他也约了在伦敦度假的林清如先生和夫人。
我出去念书时，是个入行不过两年、稚嫩的政治新闻记者。林清如是谁，我虽然懂得，但是他们大人聊天，我在一旁只静静听着。唯一和这位我在历史资料里看到过的——林清祥的弟弟交谈，是在走出餐馆的时候。
我问他和夫人，对于当年付出的青春后悔吗，他说：无怨无悔。夫人在一旁点头。
林清祥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党党员之一。小时候我们家也流传关于新加坡独立前、政治动荡的民间版本：林清祥和李光耀站在台上都是深具领袖魅力的演说家，一男人选。后来林清祥被退场，伦敦归来，从此不问政治。1996年2月他心脏病发去世，灵堂前探丧的场面轰轰烈烈。报纸上的挽词，全版数百个名字，除了新加坡，还有广州、马来西亚的吊唁者，集结的是一个时代进步青年的力量。林清如是林清祥的三弟，也曾经参与学运和工运，1957年，他20岁，被殖民地政府拘捕，到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年后才获释。
我知道林清如坐过九年的牢，而他当时的女朋友不知道那是多久的等待，却还是等到他出狱。我工作初期阅读与接触过当年奉献青春的人，后来有一些改弦易辙，更多不愿旧事重提。像眼前两位这样煎熬过，却仍这样不假思索肯定自己青春的，还真是不多。伦敦的夜色里，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望着一对长辈，心头有一份淡淡的感动。
就这样，我算是认识了林清如。我那时称他“林先生”，几年后我们比较熟络了，他说我和他的侄女是同学，应该就跟着喊他“三叔”。就这样，我开始叫起“三叔”来。
开始认识三叔那几年，正好《李光耀回忆录》上下集出版。我当时被报社征召参与《李》书的翻译工作。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因为建国历程中的历史被重提，社会上隐隐然有一种反思历史书写的氛围。我本来就关心岛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加上工作上有机会参与和接触到书中的一些人物，希望了解更多，思考更多，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那个时期，我和一群友人组织了公民团体圆切线，办研讨会和出版刊物，主张用华语探讨国家议题，进行知识交流。与此同时，派驻香港的三年，我一边工作一边也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回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南洋大学内的左倾思想。我的活跃，三叔显然是注意到了。他没有主动找我，但是我偶尔会与他联系。他跟我质疑过《李》书提到他的部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判断，在距离历史还很近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聆听，口述资料得趁早记录，但是也有一些历史档案，需要时间才能解密，至于历史，则可能还要等后面的学者掌握更多资料后修撰。
有年轻人对数十年前的事发生兴趣，大概让三叔有所触动。他没有拒绝见我。我用这样的态度与三叔交往，也鼓励他留下记录。而这个过程中，如果我对当时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有疑问，书本告诉我一个角度，我可以去请教他。他会告诉我书本里没有的信息，讲述一些细节，而且，他还有一些其他当年学生运动中的“历史人物”的联系，可以帮忙指引我找到他们。至于相信谁、相信哪个角度，我得自己判断，但是至少他让我知道，历史还有其他视角。
那时候，我提出一个要求：他是否可以带我到不同的历史现场，告诉我现在岛国一些面目已非的地段曾经发生过的事。我当时想着，岛国未来或许可能需要兼有历史研究能力和创意呈现的公司，用非教科书和学术论文的方式说历史故事，而用容貌已经改变的地方来叙述它们的前世，应该是个能够吸引人的方法。
但那是我20年前的想法，当时，那些参与过建国历程并且被震慑过的人，心里对国家会怎么处理历史，都有一份不信任感。三叔看起来没怎么搭理我的建议，却轻轻带过，在大坡大马路曾经是中央警署，他被带到那里坐黑牢。我对那个位置一无所知，他说，是桥南路的Pidemco Centre一带。
后来，我和友人去伦敦的国家档案馆找资料期间，适逢三叔也在伦敦。他的书《我的黑白青春》的自序里记录了这一段：“一天家里来了几位新加坡年轻人，发现我们全神贯注于录影连续剧，他们眼神诧异，不无责备的意味：‘怎么如此清闲啊？’——这些年轻人正投入历史研究，有自己的理由期待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第二天，他就跟我们一起到位于邱园的国家档案馆去。三叔不熟悉怎么查找档案馆的资料，我跟他介绍后，他很快就上手。那是个奇特的经验，时空交错，我在档案馆里看英国人的档案记录，而里头记载被拘留、投诉被虐待的政治犯，就跟我一起坐在那里翻看与自己的青春相关的资料。对我来说，阅读那些手写的字迹，理解当时错综的政治形势和背景，是一门功课。对他来说，那恐怕是一次青春的复习。我思索着：一个经历这样历史大潮的人，要怎么在多年以后、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中，看待个人在其中的际遇，衡量自己付出的代价，接受胜利者书写历史的结局？
2003年，我说服他接受我和同事吴新慧的访问。那篇访问中，用了一张1960年他在棋樟山拘留营被监禁时穿着白衣白裤的照片。他当时说：“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一段往事、一段经历，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假如以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眼光来看，我们可说已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也无所谓有所怀恨。”
新慧在访问中问他是否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比较不会理想主义。他当时这么回答：
“到底什么是理想主义？超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或许就是一个人对人生所建立的价值观，而他会热诚、也决心去争取与捍卫这种价值观。巴金曾把理想主义跟教徒做比较。他说教徒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上天堂的幸福，当他死之前，他会跪在地上，两眼朝天，他看到天堂的门为他打开了，他感到幸福。那个是教徒的幸福。理想主义者追求的是众人的幸福，很多人的幸福，但是呢？他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是激情的。因为他往往在还没有看到他所追求的那种幸福到来之前，他已经先牺牲了。”
那个时候，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在讨论岛国的精神与文化时，会自我调侃，“理想主义者”在务实、偏重经济发展的岛国是个负面用词，被指为理想主义，就等于是不切实际。而听到曾经践行“理想主义”的三叔这么说，我感觉自己是听明白的。不仅明白他说的，也明白自己，并且，大概也体味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寂寞。
寂寞，但不妨碍理想主义者的追求。青春已经走远，但是三叔后来似乎找回更多动力。他原来就在怡和轩担任总务，虽然他跟我说时总强调自己只是打打麻将，但是2007年，他接下怡和轩主席的工作。他的理想主义再次点燃，落力地为这个“百万富翁俱乐部”注入文化的元素，希冀以这个平台，为这片土地再做些事。
我访问他时，聊到华社“传承”的困难，要“传”的人很积极，但是谁要“承”呢？他说：“你听过愚公移山吧？历史上很多壮举开始都被认为是一厢情愿的傻事。”
7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时候他像个少年一样，充满冲劲地干。怡和轩除了原来的会员活动，在他出掌门户后，与公民社会有更多连接，接待来访的团体，主办各类公开讲座，把原来的俱乐部会员通讯改为兼具时事、文化内容的杂志。他四处邀稿，亲力亲为地参与编辑工作。他跟我讨论，希望怡和轩能做些支持学生的事，后来怡和轩开始颁发书籍奖给特选中学母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怡和轩庆祝113周年庆的时候，三叔邀请了时任财政部长尚达曼和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参加。主席上台致辞，手中无稿，侃侃而谈，重点清楚，条理分明，而且还很幽默。我当时坐在台下惊叹不已，廉颇不老啊！我领会了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怎样一种号召力。
但是在岛国的环境里推动做些独立而有意义的事，要领导人事不一定不复杂的华社团体，谈何容易。有时候我们通电话或见面时，三叔会深深叹一口气说：“唉，慧玲啊，很难的……”
我自然知道难。但是理想主义者要做的，原本就是傻事，他自己不是这么说吗？我总是跟他说，别做了，你就去打打麻将吧。我知道三叔虽然这样叹气，脚步却不停。
也正是2007年，圆切线筹办一个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活动为主题的展览，还有配合相同主题的系列活动，过后在我们的期刊刊登相关内容。当时，圆切线还动员了一些支持历史研究工作的朋友们参加，负责与三叔面谈的是社员周伟立，以及博士论文与南大相关的周兆呈。口述历史访问定稿前，再由我和三叔电邮沟通，补充资料。他详细谈的，正是1955年成立，1956年被解散的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这个新加坡管理大学惠借展厅的历史展，来了各路的参观者，其中包括三叔评价比较高、当年中学联主席孙罗文。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悄悄着手，把自己的青春回顾了一遍。从他几次接受我们的访问时，他抽取出来的资料、照片来看，我估计他原本就保存了很多剪报，也保存了林清祥相关的资料。去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后来社会开放的趋势，应该都推动着他酝酿自己的回忆录。有一天，他把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打开时，发现是他的书稿。他让我看看，问我会不会有问题。我反问，这是他的版本，会有什么问题？我阅读后给他的反馈是：我对书里的K很感兴趣，那一个热火朝天时代的女性很值得研究。
他的书在2014年正式出版。我看了他的自序，跟他有过简讯交流：
我：“是用青春做抵押写的书。书成了，青春却要不回来。”
三叔：“没错，只要没浪费了青春。”
我：“没有浪费。你忘了你们第一次见面时跟年轻人说，无怨无悔？”
三叔：“那是还不太认识她才那么说，应该说无愧无悔。”
星期天，细雨中送别了三叔，车里正好播着空灵的《半山听雨》。今年他手术后去看他时，他已经康复。康复得很快，但似乎更为寂寞，有一种历尽万事，时不我与的无力感，说自己在等日子。
三叔的遗体被推入焚化炉时，我心中闪过还要问他的问题：那些理想主义，是不是最终会焚化成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