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林文庆两位杰出南洋华人先贤，在各自企业与公共事业中贡献良多，但在变动的历史认知中，人们对陈嘉庚与林文庆的认识，也有微妙的变化。今年适逢陈嘉庚150岁与林文庆155岁冥诞，本地学者李元瑾博士受邀主讲“陈嘉庚诞辰150周年讲座”，分析两位先贤在不同层面的建树。
今年陈嘉庚基金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与《联合早报》合作创作陈嘉庚漫画，在陈嘉庚站、明古连站和淡滨尼西站月台，让陈嘉庚以亲切可爱的造型与本地民众“见面”，宣扬陈嘉庚精神。来临12月8日，陈嘉庚基金再次与《联合早报》携手，在报业中心礼堂举办讲座，题目为“从文庆地铁站到陈嘉庚地铁站：历史接轨与教育同行”，让公众更深入认识先贤。
莫逆之交 造就彼此
李元瑾受访时说，陈嘉庚与林文庆是莫逆之交，两人相差五岁，都在10月份出世，也都享年87岁，于公于私都有密切影响，同时也造就彼此。当李元瑾向陈嘉庚基金副主席郭文龙分享陈嘉庚与林文庆的渊源后，郭文龙便希望她能以此为讲座题目。
李元瑾说，陈嘉庚是树胶大王，林文庆则被陈嘉庚誉为“树胶之父”，因为林文庆试种树胶，鼓励商人种植树胶，而陈嘉庚的事业就建立在其树胶王国上。李元瑾形容陈嘉庚“商而优则社会领袖”、林文庆“学而优则仕则社会领袖则教育家”，在政经文教各层面发挥影响。
她说，陈嘉庚到厦门办学，受到林文庆的鼓励和指引，厦门大学面对首任校长缺勤危机时，林文庆义无反顾放下新加坡的事业赶赴厦门担任校长稳定士气，与陈嘉庚并肩在厦大奋斗16年，对中国现代教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陈嘉庚，缺了林文庆，不算完整。当谈大企业家陈嘉庚，不能不提陈嘉庚敬佩的‘树胶之父’林文庆。当赞扬陈嘉庚对厦门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时，不能不想到与他共同遵守‘为厦大奋斗到死’誓言的林文庆。”
如今新加坡140多个地铁站中，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地铁站包括2003年起用的文庆站与2015年通车的陈嘉庚站（2009年经民众投选出的站名）。
李元瑾说：“五年前，我曾经从榜鹅乘搭东北地铁线经文庆地铁站，然后在小印度地铁站转滨海市区线抵达陈嘉庚地铁站，踏入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参加‘陈嘉庚论坛2019’。一路上脑海里不断思索两个地铁站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提醒人们两位先贤对新加坡的贡献，富有教育意义，也述说着新加坡社会的变迁，两位先贤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接领导棒子，负起不同时期的重任，富有历史意义。”
政府对陈嘉庚态度转变
李元瑾指出，殖民地时代，政府对陈嘉庚的态度是从“迎”到“拒”，陈嘉庚曾受邀进入华人参事局达11年。二战前，陈嘉庚也受中国民族主义感召，在新加坡领导支援中国的组织，殖民地政府也邀请他带领“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捍卫新加坡。不过二战结束后，陈嘉庚“拥共亲毛”得罪了英国政权，最终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于1950年前往中国，并在1957年放弃英国国籍。中国当局十分重视陈嘉庚，1961年8月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中国安排国葬，重要领导人都亲临吊唁。
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对于陈嘉庚的态度，则是从“淡化”慢慢开始“追忆”。让李元瑾感到欣慰的是，踏入2000年，新加坡为陈嘉庚举办展览会和研讨会，并“让他（陈嘉庚）在怡和轩先贤馆内绽放异彩，开始新章。新加坡开埠200年的纪念钞上，陈与另七位有功人士并列。”
评价历史人物须立足史料
李元瑾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建立在史料上，要做到客观公正就不能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或本位主义出发，应该将历史人物放在其历史时空，以分析、理解其言行变迁，再考察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祸害或影响。
“世上无完人，即便圣贤也如此，但不可以偏概全。”
李元瑾说：“新加坡对陈嘉庚态度的疏离跟意识形态和本位主义不无关系。直到八九十年代他才逐渐受崇敬。陈嘉庚精神和贡献，不限于一国一乡，不限于他的时代，新加坡尊他为先贤，以他的姓名为地铁站命名，是明智之举。陈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4年邓小平到厦门考察，以同一评价为他题词。但陈嘉庚的一生，在长达87年的人生岁月里，有50多年是在新加坡度过，他对新加坡的感情不会比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薄弱。他关心居留地的建设，反对诸如‘此为殖民地，侨居如做客，不宜花费数十万巨款建厦屋于此’的说法。他晚年为自己建立坟墓——鳌园，坟墓周围雕刻的不只是家国、世界，还有南洋和新加坡。”
▲陈嘉庚诞辰150周年讲座：从文庆地铁站到陈嘉庚地铁站：历史接轨与教育同行
主讲：李元瑾博士
讲座主席：王彼得
12月8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
报业中心礼堂
报名链接：zb.sg/zb-tkk3，或扫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