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德威2012年受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到南洋理工大学演讲时，借华语语系（Sinophone）的视野提出“新加坡的10个关键词”，引起巨大回响。两年后他到马来西亚，造访马六甲与槟城等地，重新思考华语语系，改以“华夷风”来翻译，以“风”的属性，加上“土”的概念，试图摆脱华语语系论述开创者、知名学者史书美带有冷战思维、二元对立，甚至“反离散”的论调。
2024年12月上旬，王德威再次来到新加坡，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办的工作坊上演讲，以“走廊”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他对这一课题的思考。“走廊”概念上承已故学者费孝通的民族走廊论述，下启另一位已故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研究海外华人时谈论的海上走廊说。
王德威认为，当这些管道结合地方风土，整个华语世界的状态就会更鲜活，而“‘华夷’这样一个通道，最重要的场域就是文学。”
王德威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爱德华·亨德森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近作有《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可畏的想象力——当代小说31家》《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等。他在新期间接受《联合早报》采访，分享了他与新马的渊源，以及接下来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
王德威说，2012年提出的10个关键词，无疑是一个外人对新加坡的初步观察。亲身到新马后，才了解到治学必须非常谦虚地对待一个地方，他还记得当时读了陈六史、陈嘉庚、林文庆等南洋先贤的事迹后非常感动。接着2014年马来西亚之旅更是深深改变了王德威看待南洋文学、文化与历史的态度。他在槟城认识了建筑史研究者陈耀威，后者带他走访许多会馆、宫庙、新村，认识地方风土人情。
王德威说：“浅薄的那个态度必须改变，你必须尊重这个人这个地方。你知道的其实这么少，没有什么资格去做什么了不得的评论来讲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关键词。”
强调风土回到生活
因此王德威才会更强调风土，回到生活本身的意义，而不是站在某个制高点，去批评人们为什么不抗争，为什么不融入。如今更进一步，他加入了“走廊”的概念，借文学去思考人的流动、文化之间的互通。“走廊”也可以是管道，包括文学作品的出版管道，他以新加坡作家谢裕民最近两部作品在台湾出版为例，认为都可以进一步做学术的思考。
“华夷之辩／变”将是王德威主编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的其中一卷。新书是他与台湾中研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合作的项目，目前已进入最后的编写阶段。
王德威说，2017年他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延用“哈佛新编”系列文学史的体例，以辐射性打散、众声喧哗的方式，重构文学史。他说：“出版后引起很多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觉得很新颖，有的人觉得你这样刻意打破了中国文学的主流线索，也不见得可取，过分后现代。有各种批评。其实我觉得它至少给了我很好的动力，解放了我对于‘什么是文学史’的思考。”
不过王德威强调，他并不认为后现代抵抗大叙事的策略能真的解构中国文学史，尤其在华语语境中，华人传统上对“文”始终抱持敬畏之心。
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
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将会有四卷，除了上文提到的“华夷”，还有“文史”“古今”与“情理”，分别由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高嘉谦、台湾中研院特聘研究员胡晓真、台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与王德威各自主编。
“近三百年史”的灵感源自梁启超与钱穆分别在1920与30年代所著的同名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与钱穆立足民国，其论述范围从明末到清末，而王德威如今的构想是1720年代至2020年代，从雍正乾隆盛世，到当今习近平的盛世。
王德威说：“两个盛世，这也是另外一种微妙的反讽吧。”
他指出，雍正到乾隆的盛世，是中国文字狱最惨烈的时期，文人惨遭迫害，仿佛越是盛世，对文学就越暴力不仁。
王德威透露，这次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他心中想要对话的对象其实是中国思想史学者汪晖。汪晖在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提出，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宋代以来的天理观到清末民初的公理观之转变。
王德威说：“汪晖觉得这是中国现代转变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时间点。他隐喻的这个公理到最后就变成马克思主义了，成为唯一的重要人类公理，对不对？就是如今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康庄大道里面，继续进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和思考。我觉得也没有说错，这么一个14亿人的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但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你原来想象的那个公理的世界吗？真的是你想象的乌托邦的世界吗？恐怕未必……（离开中国）在不同的华人的领域，我们觉得就应该这样吗？可能也未必。”
借由“情理”思考中国盛世
王德威延续此前对抒情传统的研究，认为可以借由“情理”去思考，中国过去三百年两个盛世起承转合的现代性问题。
王德威说，文人能以广义文化、狭义文学改变世界观的最后一波运动是五四，包括鲁迅在内，大家仍相信文学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和政治。如今看来现实改变了，文学似乎不再有改变国家和政治的力量，但吊诡的是，中国大陆看文学的人少了，大家不相信文学了，甚至文人自己也不相信了，但官方却摆出很在意很相信的姿态，这或许牵涉到中国几千年来对“文”这个传统的尊重与信念。王德威举两个例子，第一是中国对中国作家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第二是方方在冠病疫情期间书写《方方日记》遭打压同时被多国语言翻译的文化事件。
王德威说：“这不是你想象的，梁启超那个时代，写了一个文学作品来介入现实，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够很武断地说（现在）文学就没有影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