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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臻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至少对我而言是突然。刚刚从南太平洋岛国飞回热带岛国，正想找一天去拜访这位“老哥”，怎知却获悉他已溘然长逝。幸好还来得及往灵堂见他“最后一面”：天人永隔的一面。

林臻和梁三白两人是我华侨中学的学长——年纪大我10岁的学长。他们在华中同班，而我，则于10年后才步上武吉知马五英里的山岗。我虽“迟到”10年，所幸校园风物依然，还能“在松柏高高的斜坡小路上”（梁三白《山水集》诗句）沐浴同样温暖的朝阳，瞻仰同样崇高巍峨的钟楼。“山岗，永远苍翠着我的怀念”，三白在他的诗歌《山水集》中如是说。永远苍翠着华中学子共同的怀念的山岗哪……

也因此，虽然我比他们两位年轻10岁，但在一起相聚时，除了时局和文学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共同的校园话题。

这些年来每逢飞回热带岛国，我总会和三白一起约林臻闲聊。天南地北，一任话锋驰骋。三白和林臻在友朋心目中是沉默寡言型的人，但吾等“三人行”却兴致盎然。数年前林臻身体还好，有时大家会找个饭馆吃午餐，或到他家附近的实龙岗路上段享用潮州粥。即便他得了病在家中洗肾之初亦不例外。冠病发生后他身体渐弱，于是只在其家茶叙。

总没料到去年三白忽然“不告而别”，说走就走。于是往林臻家的路上只剩我一人踽踽独行了。告诉他三白离开啦，他默默无言，仿佛已对生死问题淡然视之。看他脸色苍白身体渐弱，我问，还洗肾？当然还洗肾，那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两人于是陷入片刻的沉默。

林臻终于踵随三白步向天国。一年一位老朋友。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问世间可有良药纾解这样的大痛？

2

林臻的确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时自己还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或者说是个大一点儿的“童年”。那时住在椰村甘榜。林臻和我的大哥莎笳、二哥宋雅是朋友，偶或到我家，我们几位较小的兄弟姐妹总说“诗人来了！”当时却也不知这位诗人是何方神圣，甚至对“诗人”这一称谓亦有点懵懵懂懂——反正诗人就是诗人。

去吊唁他的时候提起这一节，林太太说，他年轻时候爱写诗。

年轻的诗人长得怎么样，模糊的印象已让岁月淹没了。只记得那时他约莫20岁，肤色白皙而身材瘦削——大概诗人们年轻时都是这个样子吧。我童年的记忆已漫漶，但林臻却记得很清楚。成长后首次在李向家中见面谈起往事，他笑着说：“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呀！还记得你家前面有条臭水沟……”当时年轻，“臭水沟”这词乍听有点刺耳。幼时我总认为那是一条小河——通往大海的一条小河，而且并不臭（我大哥莎笳还以它入诗呢！），后来才恍悟林臻的话不过是开玩笑耳。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笛声已杳。曙色已熹微。朋友们都到哪儿去啦？

3

逐渐唤回旧日记忆。真正“认识”林臻这位“老哥”，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那时开始在《南洋商报》的文艺版和生活版写稿，并与老编李向交往。李向好客，常邀老同学和一些文友到他位于汤申路的家中欢聚。我忝为老中青三代文友中的“青”字辈，当然也因为与同样身为古典乐迷的李向谈得来，故常常受邀。林臻则为李向老友，更是李府嘉宾。有时这些“老朋友”又会“移师”至女诗人石君家，林臻当然也在座。甘榜旧日记忆线路，从此一接立刻接上。

而与林臻有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是1981年的事。

那年，台湾作家柏杨访问新加坡时，向《南洋商报》建议编选一套《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获得商报总编辑莫理光先生鼎力支持，并由副总编辑张道昉（李向）总揽其事，召集方修、林臻、梁三白、连奇、田流、葛凡、杜南发、风沙雁、周维介和蔡欣组成编委会。除了几位编委自行组稿外，李向、林臻、梁三白、连奇、风沙雁、葛凡和我每星期日都聚合在一起讨论与审稿。地点就在那时林臻位于大巴窑8巷的五房式住家。

一般在上午展开工作。作为主人的林臻最忙：必须身兼编选的任务与招待各位“编委老爷”。除了茶水点心之外，有时还包括午餐，而他却似乎乐在其中。如果没记错，林臻主要是负责散文选。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加上饱读诗书学识丰富，并且思路敏锐态度认真，往往能提供独特而宝贵的意见。平日沉默寡言的林臻大概是属于“慢热型”的人，但与老朋友相聚时，话匣子一打开，八斗才华却自然倾泻而出。和这位老哥一起工作，作为“小弟”，我的确获益不浅。就这样打扰了林臻一家大概半年，选集终于宣告完工。

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偶尔会去林臻在加冷峇鲁的公司找他——尤其是他为青年书局编选“仙人掌散文系列”那年（承他青睐，其中有我一册）。——大家闲聊之余，往往去明地迷亚熟食中心享用午餐。

接着数年，我成了“候鸟一族”，每年于热带岛国和南太平洋岛国之间往来穿梭，与他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每年回国，林臻、三白和我，总免不了来个“三人行”。

之后，不知怎么就“三缺一”，再之后是“三缺二”……这似乎是人生少不了的“情节”。“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为其挚友范爱农之死写了这样的诗句。其实，在这世间（且别说“宇宙”），人，本来就是小得不能再小，轻得不能再轻的尘埃。任你自视多高多“重”，时间一到，仍免不了尘归尘土归土——谁能逃避生死的“天网”？

忽然想：林臻在天国里，会否和李向、三白再次谈文论艺，把盏言欢？

4

于是自然又想起林臻的好友李向（张道昉）。李向于1998年去世。“仙人掌散文系列”中的《林臻卷》有一篇《道昉遗稿附记》，文章写自己在1997年7月下旬往医院探病，一进病房就发现李向“伏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写作，身边摊开一本蔡欣的新作《方寸天地》。见我到来，立即停笔，并把稿本和蔡著收进抽屉里去，然后跟我谈天……”

李向这纸遗稿如今由我珍藏。是我跟林臻要的。想起故友生前最后一刻还在病床上为我写评论文章，这份情谊究竟有多深多重？人生在世，有如此至交，庶几无憾焉！

“仙人掌散文系列”是林臻主编的散文丛书，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丛书共12卷，其中包括已去世的李向一卷。将故友的遗作列入丛书，可说是破天荒之举。从中可见林臻如何念旧，以及对文学事业的尽心尽力。又，他编选这套丛书，本意是将岛国擅写散文的老中青三代作品融为一炉，可谓用心良苦。最后却似乎吃力而不讨好。

林臻年轻时曾在新加坡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这对向来爱好读书写作的他来说，可说是最理想的工作。何况于埋头典籍的同时，他也得到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贺光中教授的赏识，于贺教授指点下修得极好的英文程度。

林臻很早即投入文学事业。除了孜孜不倦地写稿，也曾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青年园地》，担任园丁，呵护文学花圃。后虽“改行”经商，却仍孜孜不倦从事文学创作。

林臻的一生，除了为生活而经商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书卷和稿纸上：他是少数直到晚年仍不用电脑，属于“爬格子的动物”。家中藏书丰富，其家人说，除了书架之外，他还在庭院中特地置一集装箱收藏较次要而不忍丢弃的书籍。一个彻头彻尾的读书人——外加写作人。

林臻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仍执笔不停。《怡和世纪》8月号（第53期）刊载他写上世纪50至60年代画家郑国伟先生油画《拾鱼》的《拾鱼场景》一文。林臻非但热爱文学，也喜欢绘画艺术。早年他在报刊文艺版发表的评介日本20世纪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大块文章，即饱含艺术修养。

《联合早报》记者陈宇昕日前为林臻去世所写的报道曰，林臻尚有另一篇纪念已逝老友林清如的散文《乘愿再来，老三！》将会在最新一期的《怡和世纪》刊登。读其《拾鱼场景》，思路仍极清晰。可见身体虽已将油枯灯尽，林臻的笔却未曾“老”过。

林臻后来虽选择经商，但并未因此弃文。龚定盦（ān）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些文人恐怕也未能幸免于“文字狱”，所以只好“下海经商”。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林臻有时免不了也要“避席”。至于经商，大概是只为稻粱谋吧。

林臻的《文艺随思录》（见散文集《风下杂笔》）有一则纪念杏影的随笔写道： “他（杏影）在《想想写写》的后记里所说的一段话，至今仍不时浮现在我的心头。”以下是其中引杏影的片段文字——

“有闲空时，写写译译，对我自己有了很多好处。因为这样，在做工的地方，得到一点空闲时，就免除了东站站，西走走，和人说废话，讨没趣的事情。”

林臻呢？他的随笔结束时这么说：“空闲时写写译译，不但使我免除了‘和人说废话，讨没趣的事情’，而且由于必须加强进修与翻查资料，使我接触到更多学识，更多先进的思想。我的闲空时间是充实的。”

林臻深受杏影的影响。这影响，让他走完何其充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