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这种病 世俗是良药

有本书名曰《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作者苏美说，文艺女青年气质恬静，多愁善感，恃才傲物，不愁衣食，远离烟火灶台，不食人间烟火……文艺可以作为一种爱好，但永远都不是生命的全部。生活是踏实的、接地气的，所有纤细、敏感、伤春悲秋，在生孩子这件事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从怀孕开始 ，你的语言使用就身不由己了，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回答医生提出的各种尴尬问题，你要协调丈夫、婆家和娘家的三角关系，你要经过各种常规产检的历练，还要忍受孩子给你带来的阵痛，这还不提因为怀孕没办法接的活，没办法升的职和没办法加的薪。你变的很难控制情绪，不能自理；你需要帮助却羞于启齿。”

面对越来越多的世俗压力，文艺随时成为笑话。交织在金钱、人际、家庭生活的欲望之网里，文艺女青年又能做什么呢？如同台湾作家赖香吟在《文青之死》中那么写：“如今文青当然不是个干净字，消费流行与装腔作态使它讨人厌，这本书回收此字，不是拥护，不在批判，而是想理一理文青这个字曾经干净的成分。”

《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和《文青之死》出版近十年，“文青”一词还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虽然释义早已不纯粹，褒贬不一。《文青之死》中开篇〈在幕间：一则伪评论或伪小说〉，熔炼历史和虚构为一体，对照前世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丈夫友人，说着从古至今的妮亚、雷、曼殊和薇塔们。现世妮亚把自己全献给了写作，婚后亦然，即使引来情绪危机也坚持自我。而雷把兴趣转向政治与社会，战争的来临反而让妮亚不知如何自处，因而彻底漠视，绝口不提。面对社会，文青有文青的尴尬，即使是真正关心社会的那群。妮亚永远和世俗保持距离，曼殊却入世而自由；妮亚渐渐隐匿退出，当黑幕落下灯又亮起时，登场的主角已经换成曼殊。

我们还能在台湾作家胡晴舫全新小说《二十岁》里看到文青的后来。经过世纪末的政治动荡，世界格局改变，社会追求现代化，一代文青也会老会死，哪一种比较可怕：永远停留在二十岁，还是渐渐变油变滑，习惯在言语中加香精抹蜜？后来，他们或许结婚了，或许进了文化机构，一些些文学野心都用在写公文或电邮。如果语言训练是为了人类之间的沟通，进入体制以后，是不是也必须学会一套全新的语言，期许自己早日从菜鸟变老鸟。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里的“我”还是学生时读卡夫卡《城堡》，以为是魔幻，原来是写实：“过去学院里的陈君，向以脑袋清楚，批判犀利叫人印象深刻，当我们议论事情，一旦打马虎眼，很难不被她扳倒，这使得她的左派信念不仅仅只是一种玫瑰色的光晕，而是带着防守与斗争的动能。我静静看着这样的陈君，把她那闻到剥削总是灵敏的鼻子，对权益计较分明的脑袋，转向应用于分工、年资、加班、公假种种算计。我们的左色青春，一场热情操练，结果是让我们变成精明苛刻的成年人吗？”

经过天安门事件、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民主风起，911事件，如果文青活得够久，也许就又能被重新记得。〈在幕间：一则伪评论或伪小说〉里，前生妮亚（伍尔芙）已经又被这个时代的人们重新追捧了，她成为新的流行符号与装饰，即使是忧郁或尖薄的下巴，也新添了现代性和女权主义的含义。

而〈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从歌手艾略特·史密斯（Elliott Smith）之死说起。偶像死掉了，文青痛哭流涕，但世上明明没有了史密斯，他的网页还是继续更新，他的专辑还再一张张地出。带着被欺骗但又半带侥幸的心情，文青有了继续生活的勇气，感谢消费主义。文青也许还进电影院看“Before Sunrise”，即使身边换了人，即使不再承认自己还看电影，因为能从庸常生活间看出痛苦来的自己，已经消失了。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的叙事语调就像和读者聊体己话，“我”为其他故事人物取代号，朋友陈思思又叫吉儿，约会对象有海报男、棒球男。而文青交流的结果是“我”怀孕了，棒球男的。结婚成家生小孩，情节走向又和苏美的故事对上了。有了孩子，“我”和吉儿不太听艾略特·史密斯了，作为一个妈不能悲伤，只能“现实地需要更多体力与乐观”。

小说中是那么写的：享乐是热的，痛苦也是热的。知识要拿来服务生命，而非拘抑生命。赖香吟便是那样，借《文青之死》九篇作品重新回溯与想象文青。“文青成为一个死字无妨，余下来初心不改就请挥别脆弱惶惑的自我，然后，怀抱着那么一点干净，继续向前走吧。”她在后记里如是鼓励那些，被错误的情感、志业的彷徨病去大半生的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