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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天空猛然一甩脸，变成一块黑漆漆的幕布。然后，豆大的雨点越下越密。我骑着脚踏车，没想躲雨，要到了，办事处拐个弯就是。我从座位上站起身，用力踩踏板，嘿，怎么搞的？脚踏车竟然不听使唤向下滑行，忘了这是条泥路。啊！滑下龙沟，不是龙沟，是池塘，还是粪池。
幸好，我还只是一只脚踩进池里，可是已经闻到阵阵臭味……
这里是葱茅园，我熟悉，每天上学前，都在这一带包括机场路对面的大成巷派报。而且每个星期至少两个晚上，我会来这里的乡会办事处当小先生。可是，我竟然就踩进了粪池。那年是1961年，我念高二。
有人种菜的乡村，好多都挖有粪池。村民在池塘边用木板搭起茅房，使用者的排泄物便直接进池里。从猪圈铲除的猪粪也可倒进池里，等待发酵。菜农每天清晨就会到池边挑粪水到菜园施肥。
大成巷对面的葱茅园，相信早期种有很多葱茅，后来葱茅不好卖，村民便改种长豆、茄子、苦瓜和辣椒等多种瓜菜。
我在办事处后面简易围起来的冲凉房换洗，这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大井。这间冲凉房是露天的，没屋顶，幸好这时雨停了。我脱掉衣服，往井里掏水，一桶一桶从头冲下脚，也在两只脚上使劲摩擦。后来，再取水洗衣服，洗了几遍，估计都干净了。我要出去，穿上已洗清洁的拖鞋。嘿，还没送来替换衣服？
来了！我听到歌声：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来的是办事处歌咏队成员晓玲，我今晚的救星。她哼的是苏联歌曲《喀秋莎》，新加坡许多社团的歌咏队都爱选唱的歌，其他类似歌曲还有《纺织姑娘》《三套车》等。
我刚才满身湿漉漉赶到办事处时，只有她在。虽然下大雨，她还是冒雨来出席歌咏练习，见到我那么狼狈，马上喊我先去冲洗。也幸好有她，说回去找爸爸的衣服给我替换。
她把衣服挂在木门上，提高嗓门喊：“把脏衣服留下，洗了改天还给你。”我那时住在后港五英里，是识字班的小先生，在蜀中无大将的情况下也充当歌咏队指导。这小姑娘是我的学生。不过，我没好意思让她带走湿漉漉的衣服，只把它们披在脚踏车后座。
雨又下了。雨点打在沙厘屋顶上，弹出的声响不再是滴滴嗒嗒，而是劈里啪啦、然后是大雨夹着风声的哗啦啦哗啦啦。哦，风雨这回要在葱茅园施展威力，今晚的葱茅园静不下来了。等了半小时，雨势终于变小，却仍不见歌咏队其他成员出现。我告诉晓玲今晚不上课了，她便关上前后门，上了锁，撑着纸伞匆匆走进黑暗里。我也骑上铁马，凭身上绑的一块塑料布，直往细密的雨水帘幕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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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玲在侨南小学念三年级时，妈妈在菜地跌倒，大腿连接髋部的骨头跌断了，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回到家有半年时间还是很难自己起身。这下子，爸爸忙坏了，只好分担妈妈浇水施肥和挑菜的重活，其他收拾菜园和煮饭的工作便要晓玲负责。后来妈妈伤势虽好些，只是右边手脚已使不上劲，爸爸索性要晓玲退学。
其实，在葱茅园，与晓玲一样由于不同原因没念完小学甚至没上过学的孩子不少，特别多是女孩。因此，乡村团体主办的各种年级的识字班很受欢迎。这类识字班，除了教华文和数学，有些也教英文。
有一天，我和文教股几名干事在老王的带领下去晓玲家拜访，还带了一盒苏打饼、一罐阿华田和四罐红字牛奶，因为她病了，已有两星期没来上课。我是第一次到她家，那是一间由亚答叶铺成屋顶的木板房，有个小厅和两间睡房，地板却没砌洋灰，还是泥地。
晓玲坐在角落头，不像往日活泼爱讲话。妈妈指着她说 ：“这孩子可怜，年纪小小，家里和菜园的很多工作都要她做。只怪我没用，跌断大腿后，不但走路慢，手也没力。”
晓玲本来身体还算强壮，最近却病倒了，双脚无力，吃东西要吐，脸色青黄。妈妈说，去了市议会门诊所看医生，医生认为可能染上正在流行的小儿麻痹症，不过，这种病多休息是有可能慢慢好起来的。
幸好，晓玲不久便回来上课也来唱歌，双脚也没留下麻痹的后遗症。
我认识的晓玲那时也有十五六岁，长得高，不瘦也不胖，皮肤黝黑。看见人常张嘴笑，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她还留着两条长辫子，快步走时左右摆动。
来到9月份，文教股便须筹备年底举行的恳亲会。恳亲会是乡会办事处一年一次的盛会，是三个识字班和四个幼儿班的结业典礼。我们会使用总会制作的文凭颁发给全体学员，也赠送奖品给每班的成绩优异学生。此外，恳亲会还有余兴节目，幼儿的表演节目最多，近百个幼儿都有机会轮流上台，那时候最受欢迎的儿童歌舞剧是《小熊请客》《三只小猪》。年纪大点的识字班学生多数都以小组合唱助兴。
我是歌咏队指导，尽管是滥竽充数，也尽可能把学员分成几个小组呈献歌唱节目。晓玲是《小路》的领唱，她的音色略为低沉，却颇能发挥旋律优美而不柔弱的特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只是她每唱到“这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地进行”却要跑调，我已纠正她几次，她总是改不了。
1961年，新加坡教育部改变华文中学会考制度，把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改为中学四年和高级中学两年。那一年，旧制的高二及高三的学生一起参加会考。我考得不好，留校多读一年。1962年，我辞去办事处的职务，希望有多一点时间搞好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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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玲瘦了？是我在维多利亚剧院看到她走上舞台时的第一个感觉。她已剪掉辫子，留了齐耳短发。
我们有四五年没碰面。那年恳亲会结束后不久我就没去办事处活动。班长这么劝我：“现在学校这么乱，中四的同学很多都罢考了，下来不晓得会怎样？我们还是学生，目前应该多花时间在学校的工作。”我后来再参加一次高三会考，取得乙等文凭，当了邮政局文员。
晓玲独唱《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哎呀，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是一首优美的少年叙事歌曲，有着诗一般的语言。我觉得晓玲那晚唱得很不错，她的音色稍带一点沙哑，似乎更能反映出对旧时代的苦涩记忆。我在台下不眨眼地朝她仔细端详，发现她充满憧憬的眼光，已少了年少时的稚气。她笑时没全露出满口白牙，演唱后的鞠躬下台也比以前稳健得多。
几天后，我从朋友处拿到她公司的电话号码，便迫不及待地在邮局里给她打电话。她在香港街一家九八行当杂工。
“是你，老师，怎么找到我的？”我们约了下午6点半，在后港三英里的小贩中心见面。她家已经搬去波东巴西，爸妈在村里租地种菜，弟妹已念中学。
“老王的朋友介绍我到九八行当杂工，帮忙大厨准备中餐和打扫卫生。”她说，厨子年纪大了腿脚不灵。
我们各自叫了一碗鱼丸面，她吃得很快，说要赶回家，老王8点要来载她。老王就是乡会办事处的前文教股主任。
“他还是骑摩托车啊，不是当年那辆50cc Honda Cub了，现在是雅马哈125，有力多了！”
老王在当年办事处的一伙干事当中算是胖子，比我大好几岁，讲话做事都很稳重，同联邦出来的一个朋友在小坡开了间家具店。
“我陪你走回去！”她推辞了，嫌我走得慢。
“你这个排骨仙，要吃胖一点。”
她过马路时不忘回头说：“我们去光华戏院看《阿诗玛》，看过吗？”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老王的电话，有点吃惊却也不全然意外。他说下个月会带晓玲回东甲结婚，小坡的店让出去了。我连忙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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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带晓玲回老家东甲建立家庭和事业后，几乎音讯全无。偶尔有认识的人从东甲、昔加末或者麻坡出来，我都会记得问一问他们的消息。
他们有孩子了，是个男孩。后来听说又生了个女儿，由老王的妈妈照顾。
那天小徐刚从东甲回来，说见到晓玲了。小徐不久前开始去柔佛州几个小镇跑动，推销他代理的几种中国成药。小徐原本是乡会办事处的总务，团体被封后，就和几个朋友凑和几千块钱成立医药用品公司，开始只卖点药用棉、药水瓶和针灸用具，后来申请到几种中国成药的代理权。
“晓玲忙得很，每天都需要到工场帮忙。据说她现在已经懂得操作几种机器，会用电锯，也懂得使用刨床加工木板。”
“没请工人吗？老王自己不动手吗？”
“有呀，我在工场看到好几个工人。老王忙不过来，现在主要是接装修工程，常要去客户的新店新家测量、送货和安装。”我知道老王的木工技术过硬，柜子要安装得恰好准确，常需要他临场发挥，修修补补。
我有了老王工场的电话便打过去询问近况，还约了前去探访的时间。 “星期天可以，我们休息，欢迎你们来。”
我们坐了小徐的达善轿车去到东甲已经中午时分，议论着还是路上先找个地方吃午餐才登门拜访。哪里知道，就在从大路要弯进东甲市区的转角处，看见老王已经停了车等候我们。
胖墩墩的他，满脸笑容地说：“怕你们不熟悉，我们就在这里等。”车门开了，晓玲和他们的两个宝贝都从车里钻了出来。男孩长得浓眉大眼，皮肤有点黑，像妈妈？他一跳下车便大声喊：“叔叔你们好！”女孩有点害羞，胖嘟嘟的，皮肤白里透红像个大苹果。妈妈牵着她到我们跟前，她也叫了：“叔叔！”声音甜得很。
我们在这里唯一的冷气餐厅享用了一顿丰富午餐。饭后，就去他家喝咖啡。我第一次见到老王的妈妈，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家。老王的爸爸几年前中风，虽然已经痊愈，可是身体衰弱，一开口讲话或吃东西都会不断流口水。
“我们是宁波人，你们说的三江人。”老人家对自己的介绍，我还听得清楚。据说宁波人木工手艺是家传绝活。
我们也参观了老王和晓玲的向虹木工场，工场虽不大，屋后临时搭起的大帆布棚，却能容纳好多各种尺寸的木料和大小家具。
临走前，老王还叫人在小徐的汽车后备箱塞满了榴梿。
“买不到麻坡的，这些昔加末的应该也不错。”
看来，老王和晓玲这几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事业却已打下一定基础，东甲已为他们敞开一片晴朗的天。
我当然记得晓玲的爱好，预先给她选购了十多个音乐卡带，还是香港百利唱片公司的原装出品。她打开塑料袋，翻了翻，高兴到合不拢嘴，满口的白牙在路灯下闪闪发亮。
“太好了！《白毛女》《红灯记》我有，《洪湖赤卫队》和《江姐》，曾托朋友去吉隆坡买却怎样也买不到。”她握了握我的手，热烘烘的，我那时显然有点触动，看来她是真心喜欢我冒点险高价为她买到的这些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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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老王把向虹木器场搬去吉隆坡，据说他们的生意已转移到首都一带，那里大兴土木，房子建了一片又一片，生意做不完。自此，我们就更少联系了。那些年我去马来西亚，都是带着一家大小参加的旅行团，也没特别安排拜访晓玲。
不过，我们偶尔还通电话。记得是千禧年前一年，她告诉我有朋友协助安排她儿子到加拿大念大学。女儿则刚上中四。
2002年的元宵节，老王和晓玲回来新加坡探亲，还特别约了乡会办事处的几位伙伴和中学同学在大坡一家酒楼用餐，他请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厢房的卡拉OK音响播起音乐，晓玲也没多推辞，豪爽地拿起麦克风便唱起来：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
“啊！她唱的什么歌？”
“周杰伦的《菊花台》。”
老王透露，这两年晓玲还拜师中国来的一位歌唱家。
“我们的工作压力大，常要面对客户的无理取闹，他们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总是吹毛求疵，无非为了多扣点钱。她是很耿直的人，总是不愿退让，据理力争，搞到食无味寝不安。”不过，我看到的晓玲不见消瘦反而有点发福。
“她倒好，学唱歌好像对她的情绪有点帮助。我有空就看中天频道或者香港卫视，可是睡眠不见改善，血压和血糖也高，只能依赖药物压下来。”
还好，晓玲接着选唱了《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我觉得她的音域好像比以前开阔了，声音也嘹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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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接受老徐——当年半个马来半岛跑透透卖药的小徐，现在已是满头白发，大家改口叫他老徐——邀请，帮他打理汕头的药店生意，专门销售新加坡和泰国出品的多种药油。那几年我即使偶尔回来新加坡，也是行色匆匆。因此，我和老王晓玲便没直接联系好多年。
不过，这期间也听说，老王病逝，晓玲已结束向虹木器场的生意回来新加坡定居，就住在弟弟家里，儿子伟业也一起过来。伟业的遭遇最叫人心酸，就在老王离世那年，他在加拿大一个小镇遇上严重交通意外。后来外伤好了，智力却变得跟小孩一样，说话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她家小妹则去了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念物理治疗，说是以后可以帮忙照料哥哥。
去年我和老徐回来新加坡后曾几次去探访她，她都不要我们上门，只约在楼下咖啡店见面。
“你们上门，很可能会吓到伟业，他怕见到外人，即使躲在房里也会大喊大叫。”
晓玲老了，走路有点驼背，脸形尖了，眼角鱼尾纹像蜘蛛网那么密，不过，讲话声音还是很洪亮，语速也很快，雪白的牙齿也不见暗淡。
“晓玲在我们面前还是那么豪爽健谈，你不觉得异常吗？”
老徐有点忧心忡忡地说：“她不像会装假的人。我们只好往好的方面想。”
我是希望，捱多两年，等女儿学成回来，她的日子会比较舒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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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3月，我和老徐的手机都接到晓玲发的短信，她参加了一个老友独唱会，下周六晚上在戏剧中心表演。
我立即打电话给她：“嘿，你还在学唱歌，好呀！独唱？唱几首？什么歌？我们要买票。”
“你们来捧场我就高兴了。我们参加表演的，除了分担场租，也要包下最少10张票。”
老徐也为晓玲高兴：“晓玲毕竟是晓玲，有唱歌寄托，对她的精神面貌肯定有帮助。”
那天晚上她先唱了《草原夜色美》：草原夜色美，琴曲悠扬笛声脆，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汇入毡房闪银辉，啊哈呵……
前次听晓玲唱歌，应该是在十多年前的宴会上，她的歌声现在好像还带点磁性，优美的吟唱中感觉有些沧桑感。
她第二次出场唱的是《我爱你塞北的雪》：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你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你是春雨的亲姐妹哟，你是春天派出的使节……
写得多美的中国歌曲呀，听一名歌唱家分析过这首歌曲的特点，有的地方要有苏州评弹韵味，有的地方要有东北秧歌特色。或许是我对晓玲的偏袒——哈哈，我还是她学唱歌的启蒙老师呢！我觉得她今晚的演唱真的很不错，高音的部分也提升得很顺畅，一点不勉强。
在回家的路上，老徐和我一样，心情特别愉快，看到老朋友似乎已从唱歌找回生活的支撑点。我们之前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
上个星期天，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过后独自去小贩中心用餐。吃完鱼丸面正喝着咖啡乌，耳边飘来一阵歌声，唱的是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因为使用扩音机，声音嘹亮，感觉唱得还中规中矩，回头看，果然是街头常见的艺人表演。我收拾盘碗打算离开时，对方竟换了歌，先是《珊瑚颂》，接着是《南泥湾》。
天呀，就在我走下梯级想看看唱歌人的脸孔时及时止步。竟然是她，我看到她的侧脸了。
回家后左想右想，晓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然需要上街卖唱？我们又在她楼下的咖啡店碰面。
“哈哈，别那么大惊小怪。我申请街头艺人表演证也不是很容易的，有很多条例需要遵守。
“在表演厅唱歌要付台租，听的人也不过两三百，可是筹备工作很繁琐。我每个星期天在小贩中心唱歌几个小时，最少也有两三百人停下来听一阵子。给钱的人虽不多，最要紧的是我可以唱很多歌，唱得很高兴！”
两个星期后，她又发来一则短信：“我们以前歌咏队的十多个成员，打算在这个星期天下午两点，在乌节路的广场表演闪唱，你们多约几个朋友来捧场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