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都害怕虫子，天真以为建了房子就可以杜绝虫子。
城市生活意味着人类以文明力量改造大自然，以各种结构排除人类以外之物，创建只属于人类的理想国。
可是虫子无所不在。
再牢固再华丽再多么无菌的房子里，虫子总要先人类而住。
都市传奇曰：若见一只蟑螂，即一家子蟑螂都已在你屋子里啦。
其实虫子比人类还适合住在人类的理想国，只不过是在缝隙里。
有时候人类还妄想利用虫子控制虫子，像是新加坡政府过去一年多来在试点放生的带病雄蚊，一旦与雌蚊繁殖，后代必定胎死卵中，但蚊子多起来却很烦人，会吸血的雌蚊还好，吸饱了动作迟缓，没吸血的雄蚊更难拍，在房子里咿咿咿的没完没了……
生活总在为这些琐事烦恼，应了张爱玲那句有名的虱子论。
虫子应当是顽强的存在，而人类却如此厌恶且惧畏，也许其中也有一点嫉妒心作祟？
卡夫卡反思现代性
于是卡夫卡给世人一个最恐怖的文学起手式：“某日早晨，格雷戈尔·萨姆萨从不安的梦境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蜕变成一只阴森巨大的害虫。”
萨姆萨到底是变成了一只臭虫、虱子还是甲虫，诠释者多年来喋喋不休。台湾译者彤雅立的译本选用“害虫”——她注释：德文原著里使用“Ungeziefer”意为有害的昆虫或动物，词源中古高地德语“ungezilbere”与古高地德语“zebar”，意思是“不洁而无法用以献祭的牲畜”，后来也被用作反犹太之词语，如此说来，不管臭虫、虱子或甲虫，卡夫卡在意的，不是虫的品类或外形，而是这个称谓的历史脉络。卡夫卡或许是想用《变形记》提醒大家，人类集体文明理想国其实对个体之压抑，在某种历史情境底下，让人连虫子都不如——进而反思：现代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进步的承诺竟然全用来作为剥削的理由。
卡夫卡的叙事手法出了名如梦般跳跃，但《变形记》似乎是一间构造比较“正常”的房子，从头读到尾并不叫人太昏眩。
总觉得短篇小说就像一所所房子（甚至是一个个房间），小说家如室内设计师，如何运用空间，如何引导读者深入其中，极考验功夫。偌大的房子里，要如何调度那些虫的意象？下来谈两个短篇，或许可以做良好示范——韩国作家金爱烂《虫子》与马来西亚作家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
虫子推动剧情与转折
一对夫妻搬入“蔷薇公寓”展开新生活，却没想到是一连串生活烦恼的开始：妻子先是在屋外看见虫子，后来一条“钱串子”出现在屋子里，引起夫妻俩的恐惧。钱串子是一种多足，看起来很可怕，仿佛外星生物但其实无害的虫子。就在发现钱串子不久后，妻子怀孕了，第一人称叙事者妻子说：“孩子应该诞生于我们在洗碗池前交合，因为强烈的洗涤剂而浑身火辣辣的那个夜晚。搬到蔷薇公寓的第一天，孩子也入住了我的身体。”
精虫成了另一种虫子，从此女主人翁与这栋房子的命运重合。
金爱烂接下来以古典乐对位作曲的精准度，将这对夫妻，尤其是妻子的生活，与他们的房子及整座蔷薇公寓对照起来。当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蔷薇公寓这个社区也一天天改变，其中一个区域正准备拆除。怀孕其实并不在夫妻俩的计划之中，艰难做出生育的抉择之后，丈夫发奋工作，妻子独自在家，莫名的恐惧与日俱增，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结果夫妻关系日益疏远，而小说家选择虫子作为推动剧情与转折的意象，让这对夫妻始终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城市阴影之中，甚至连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成了虫子般的存在（“孩子在腹中蠕动，似乎急着爬出来，动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攻击性”）。
小说尾声，妻子走向被捣毁的社区，在一棵倒下的大树底下，发现“大量的虫子成群结队地移动。长长的虫子队列分成几排，像难民似的拥向城市——城市”，仿佛那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命运，随波逐流来到城市，却陷入更漆黑的境地。小说家安排至此，不可能让妻子安然回到房子里了，她必然要在荒野，在残破如末日场景，在虫队四面八方蠕向自己的紧要关头，孩子急着降生：
“‘救命！’遮板那边远远地传来汽车的噪声，仿佛有人故意散播的谣言，绕过A区域，消失又出现。只隔一层膜，我却感觉那声音太遥远，忍不住想哭。小腹痛如刀割。我用力握住混凝土碎片。远处，蔷薇公寓、旅馆、教堂、大楼一如既往地平静，而我不知道分娩能否成功。”
小说戛然而止。分娩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开放的结局牵动的是小说人物缘何走到如此境地的缘由：产前忧郁症？命运使然？但可以确定，问题肯定不在虫子，而在于城市生存法则里隐隐的隙缝先验地让人对未来无可憧憬。
用声音的波纹勾勒寂寞
在龚万辉《无限寂静的时光》里，我们切入丈夫的视角，在寂静深夜的客厅里，听水蚂蚁制造的微弱且持续的噪音，混搭着妻子沉沉睡眠中磨牙的声响——大音希声。原来妻子因为失去腹中孩子而陷入昏睡，久久没能醒来。
他卷起报纸杀虫，“报纸拍在地上啪啪作响，随即屋子又回复一片安静，房门背后仍然传出妻子磨牙的细响，恍惚有什么正在被渐渐啃蚀殆尽。”
当其他小说家操作虫子的形象凝造恐怖氛围，龚万辉则利用声音的波纹，勾勒一对夫妻面对丧子之痛的寂寞。如何唤醒妻子？丈夫想起妻子曾说过“梦是没有声音的”，他此时仿佛也在梦中，唯虫子的噪音使他有了一点真实感。
恍惚间，“他发现妻子的身影正在慢慢地稀薄，仿佛错觉了自己可以穿过妻发出荧光的肉体，透视到床单的图案。嗤嗤咯咯，嗤嗤咯咯。那细微的声响此刻又自寂静中浮泛出来。他凑近妻的脸看她，想是妻子又在磨牙，却发现那细琐烦躁不住的咀嚼声来自屋子的各处，从木条砌成的地板，纸箱的背后，掩盖了水渍的天花板和墙壁之中流泻出来，无处不在。”
丈夫想要抚摸妻子，想要爱，却怎么也阻止不了妻子消失。
到此，叙事越来越魔幻。这是龚万辉的拿手好戏，这些房子、房间如砖瓦，慢慢构筑出获得花踪马华文学大奖的长篇小说《人工少女》。
《无限寂静的时光》尾声，丈夫用锤子砸破白墙，水蚁巢穴被捣毁，集体飞出，虫子脱落的薄翼铺满房间，但妻子继续沉睡，不为所动。
“他不知道，飞蚁倾巢而出之后，整幢公寓正在沉默且坚决地摇晃。窗架喀啦作响，悬吊的灯泡摇晃出忽长忽短的影子。公寓的窗外，倾斜的夜城光景一整片一整片地熄灭。他不曾知道整座城市不堪他的戳刺和敲击，在他的身后碎裂、崩塌……他此刻听不见任何声响，在那无限寂静的时光里，他心底却平静无皱，有一瞬间，他恍惚以为自己已经钻身进入了妻子的同一个梦中。”
这是同床异梦故事的变体，夫妻因为胎死腹中而出现隔阂，丈夫走不进妻子的世界，仿佛妻子关闭了自身的通道——当然，这篇小说始终是以男性视角切入。直到某个边界被敲碎（白墙），恐惧的事物飞散，丈夫终于有了进入妻子梦中的安慰，这又是庄周梦蝶的变体了。
这两篇关于房子与虫子的短篇小说，在虫子成群飞散的瞬间，一个看似悲剧，一个或已得到纾解，都是开放的结局，值得玩味。小说主人翁最后的变形，衔接起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使如此跨文本的阅读，也有了做梦般跳跃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