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特·班雅明被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他的《单向街》是众多论述中最贴近大众的一部,充满他对社会景象和微小事物的观察。《单向街》创作于1928年,当时德国走出一战结束后,政治与经济的转变时期。詹明信则在《班雅明:多重面向》一书中剖析,现代人处在理论时代(age of theory),历史的境况会澄清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但对班雅明那个年代来说,他的青年岁月和智识造就的阶段,正是新康德主义盛行时,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真理。

杂文语调一针见血

在这种重视实用、逻辑、理性的时代背景下,《单向街》维持了班雅明的写作特点:游荡、灵光闪现和星座布列,以精妙、跳跃、碎片结构的形态书写社会观察。对照英培安在1980年代出版的几本绝版杂文集《说长道短集》《人在江湖》《破帽遮颜集》与《拍案集》,从知识分子与社会观察者的角度剖析社会。40年后,刘碧娟博士再编《关于:英培安杂文编选集》,从绝版杂文集中选出154篇,归类为数个议题,从自己、思想、品德、身份,到女性、感受和生活,尽显他的社会关怀,但不故作高深,而是采用了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杂文语调。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建国后积极发展,80年代正是辉煌年代。而英培安是这么看自己身处的年代:“70年代以后,理想主义就没落了,现在是80年代;据说是实用主义抬头的年代。现在的年青人对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是毫无兴趣的,现在他们最有兴趣的是电脑、工商管理……”(《怀旧》)。他选择用一个怀旧者的姿态针砭时弊,虽不乏旁征博引,但也深入浅出。比如“关于品德”一辑的《孝道》一篇,他谈到敬老,提出最不幸的事情,无非将朝气蓬勃的年青人困在家里,服侍残年的老人吃饭、大便、洗澡,也许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因为社会贤达反对,社会舆论攻击,把老人送去老人院是非常不孝的。于是,年青人的生命就这样耗下去,耗下去,和垂死却不死的老人一起沉入痛苦的深渊。”

今昔对照社会课题

相隔40年的作品结集具有时代意义。这让读者作出今昔对照,验收其文字的普世性,观照社会的发展走向,什么改善了,什么依旧不变。对照现在,人口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传统观念难以改变,但我们确实看到社会出现更多乐龄设施和福利机构,养老不再只是个体的责任,而是从公共建设上为老人设想。

同样谈敬老的篇章有《政治》。英培安引用法兰西·培根的书《新阿特兰底斯》,小说中的理想国由科学家和哲学家执政,没有投机的政客,没有政党,更没有表演意味强烈的竞选活动和群众大会。与之对比的是柏拉图的理想政治人才,他们受过有系统的身心教育,30岁以后开始学哲学,再离开学术生活,投入社会磨练搏斗,累积实际经验。身经百战后,年过半百,正是最理想的统治者。英培安认为,青年才俊也许满肚子学问,但身心未必成熟,往往失于浮躁或急功近利,政治问题千变万化,无怪乎在许多国家,居高位掌大权多为老年人。

他还相信开放的社会需要一群热情的怀疑者。这或许也包括怀疑自己。于是,在“关于身份”一辑,他为“文人”形象祛魅,谈到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不一定就是读遍万卷书的人,诸如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影响后世的思想也来自生活实践和独立思考。《读者的眼睛》和《捞家》两文,强调文化工作者不应马虎敷衍,把做文化当成投机生意,因为读者、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前者更直抒心中担忧:“每天在报上不断写写写……有时良心发现,真的从心里抖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背后大吐苦水呢?”作为累积了阅历和社会、文化资本的文人,他意识到可能存在的盲点,以此警惕自己和他人:唯一使自己安心的方法,尽量写得认真一点。

《关于:英培安杂文编选集》编者刘碧娟博士(左起),在新书发布会上与吴伟才、刘培芳同台对谈。(城市书房提供)
《关于:英培安杂文编选集》编者刘碧娟博士(左起),在新书发布会上与吴伟才、刘培芳同台对谈。(城市书房提供)

英培安谈性别观

也许编者是女性使然,《关于》特别收录一辑谈女性,让我们瞧见英培安的性别观。《女作家》一文说,有“女作家”这一称呼,并不是因为世上没有男作家,而是人们总是把作家想象为男性形象。女性写作者过去隐身,并非不存在,而是缺乏受教育机会、只出现在私领域,甚至把书写出来了,只能以男性名字发表。后来,男女平等的时代到来,女性也能成为作家,而且不逊于男性,渐渐有了“女作家”的称谓。

然而英培安直言,只要女作家这名词一天还存在,真正的男女平等就难以实现,如果女性竟还以这头衔沾沾自喜,那就更难了。这个词汇最终还是大男人主义在作怪:把“女作家”从“作家”或“女人”中区分开来,一是因为惊奇于女性能作文,二是将能文的女性视为特别乖巧的宠物对待,也就是如此,许多男性看似特别欣赏“女作家”,尤其作风大胆的新潮“女作家”。他在文末调侃说,不如把写作的男性也称为男作家,这条账是不是就能拉平了呢?

他谈女性,不仅谈论知识分子阶层,从古至今梳理,有条理地抒发其社会关怀。“女性”一辑也说中国古代的节妇烈女、红颜祸水论,到新加坡社会关切的“妇女问题”。在新加坡,人们普遍受到高等教育,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发出忧患,认为这会影响生育率。这最终也是因为受现代教育少,观念传统的妇女更愿意走入婚姻,并且以传宗接代为己任,现代女性更有自主意识,认为若没有时间好好教养儿女,平衡个人理想和生儿育女,情愿不生或生少一点。

在过去,男性常居优势,至今性别平等的社会倡议也还在持续中,英培安在当时看见女性的处境和性别政治的吊诡处并直白提出,如今看来也令人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