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莫萨布，打开你去年出版的诗集《噪音森林》（Forest of Noise），我读到的第一首是《不是艺术》（No Art），仿佛很久没有这样为一首诗心跳了。五月初的某个下午，依然相信有人会买诗集的纪伊国屋书店，久违的悸动。仿佛很久没有这样在书店里和一本诗集一读钟情了。2008年在辛特拉，距离里斯本一小时车程的小山城，很小很小的小书店（不记得名字了），已故葡萄牙诗人Pedro Tamen唯一英译诗选《蜜和毒》（Honey and Poison）。1997年在墨尔本，已故爱沙尼亚诗人Jaan Kaplinski英译诗选《游移的边界》（The Wandering Border）。1996年在新加坡，不复存在的博德斯书店，已故波兰诗人Anna Swir的《跟我身体讲话》（Talking to My Body）。我决定把你的两本诗集都带回家。另一本是早两年面世的《你可能发现藏在我耳朵里的东西》（Things You May Find Hidden In My Ear）。
《不是艺术》开头引述美国诗人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的名作《一种艺术》：“失去的艺术并不难掌握。”毕晓普在诗里一再而地反覆强调，“失去不是灾难”，然而这种豁达，是生活在安稳和静好里的诗人才能够有的余裕。你从小在动荡和不安中长大，存活下来并不容易，失去就是一场灾难，你懂。“我个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朋友，／在黑暗中失去一个城市，在恐惧中失去一种语言。／存活下来并不容易，／事实证明存活下来有必要去掌握。／但在一切失物当中，／失去我祖父唯一的照片／在我家的瓦砾底下，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失去不是艺术，诗歌不是文学，你懂。你在《这不是一首诗》（This Is Not a Poem）里这么写：“这不是一首诗。／这是一块墓地，不在／家乡的泥土下，／而在一块平面、浅白色的／碎纸片上。”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个不过三十出头的巴勒斯坦诗人会有这种感悟。以致于我们在你的诗集里读到的都是破碎和破碎和破碎。以致于你每一天都在社媒上更新加沙近况，每一天都在见证我们人类全体的罪行，每一条消息都是你亟欲引起世界关注的呼喊和恳求。以致于你的帐号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地被封锁，帖子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地被消失，而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地申诉。以致于你因为自己每一天都在社媒上展示那些死亡感到非常愧疚，你向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学生和每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道歉：“对不起。我展示你们的苦难并非为了侮辱你们，而是因为沉默更加残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非人化你们。对不起。”
我在记取名字上向来有障碍症。其实早在记住你的名字以前，早在读到《不是艺术》之前，我就已经读过并且记得你几首诗，包括《你可能发现藏在我耳朵里的东西》开卷之作《巴勒斯坦词典》（Palestine A-Z）。这是一首长诗，很长，很长，跟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一样长。另有几首短诗同样让我动容，例如《家是什么？》（What Is Home?），例如《我们珍爱我们所拥有的》（We Love What We Have），例如《艰难的练习》（Hard Exercise），我还以为是不同的巴勒斯坦诗人所写，直到我在你这两本诗集里和它们重新相遇，我才发现原来它们都出自于你的手笔。莫萨布·阿布·托哈，莫萨布·阿布·托哈，莫萨布·阿布·托哈……你的名字现在对我来说，亲近得好像自己的手足。
彼时甚至不晓得你刚刚获得普利策奖。能够得到普利策奖眷顾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你更加希望自己的得奖可以让世界对巴勒斯坦人承受的不公和不义有更好的理解，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依然在持续中。这也是为什么你如此迫切地在社媒上发声。如果你知晓死者的名字，你会一个一个一个地列出来，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会这么做，因为这些死者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得的重视，因为他们的死永远都不会是突发新闻，这点让我非常感动。即使已经流亡美国，你依然跟困在加沙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保持联系，但你一而再地感到心碎，感到无助，感到失望，不仅因为世界听而不闻，更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有个朋友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希望自己快点死掉，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听到他在电话另一端的绝望。我想起你在《艰难的练习》里这么写：“在加沙，／呼吸是一项任务，／微笑是给自己／的脸／进行整形手术，／早上起来，／并尝试活下去，／再活一天，是从死者当中／回来。”
《家是什么？》这首诗是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名作《我属于那里》（I Belong There）的回声吧？那首诗的最后一行是这样的：“我学会了并拆除了所有词语，只为从中提取一个单字：家。”你又怎么看待前辈所提取的这个单字？你在诗的最后借由一句无忌童言提出质疑：“我的孩子打断了我：一个四个字母的词汇可以容纳这一切吗？”《我们值得更好的死》（We Deserve A Better Death）则让我想起另一个巴勒斯坦诗人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或许你也读过他的《这样也很好》（It’s Also Fine），那是我一直都很珍惜地放在心里的一首诗，诗里描述种种普通而安静的死亡，但这种种普通而安静的死亡，不过是在动乱中挣扎求存的人的奢望。我相信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有同样的奢望。
我把你和两位前辈相提并论，不是为了较量谁比谁更优异。一首诗能够让我感到震颤的，从来不是我在脑中领教到的技艺高度，永远都是我在心里体验到的感情强度。前者放在文学里去竞技可以比拼高低，但后者放在生命里去争胜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对自己的生命足够诚实的诗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感情强度。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读你的诗，一直让我感觉似曾相识，我在Anna Swir的诗里也体验过，那种和世界性命相见的裸裎，脱卸了所有的修辞手段，这些藻饰毫无意义，因为世界如此破碎。
你们和生命的直面相见无需隐喻。你对贾巴利亚难民营的描述是这样的：“一片不停生长、不停生长的墓地”，这并不是隐喻，这是事实，这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你16岁的时候在买鸡蛋的路上，额头、颈项和肩膀都中弹受伤。你为加沙的孩子们创立的萨伊德图书馆被夷为平地。你和妻子带着三个年幼孩子逃离加沙途中，你在通往埃及的检查站被拘留了两天并且遭到殴打。你和妻小如今安然身处美国，但你依然持续关怀滞留在加沙的家人、邻居、朋友、学生，乃至所有在世界的眼皮底下忍受饥饿和恐惧的巴勒斯坦人。所有在你这行诗里认出自己的读者都读到你的哀恸：“我们平安无事，可是我们的心依然伤痛。”
诗歌不是文学。诗歌不是文学。诗歌不是文学。你懂。你在访谈中说：“在阿拉伯语中，‘诗歌’（sha’ir）这个词汇，指的不是某种特定体裁，它只关乎感情。”你在写给妻子的《情诗》里有这几行：“美丽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在你旁边，／还不足够在诗旁边。//我是问你／什么让我的诗成其为一首诗，／就好像你问我，／什么让你成为我的所爱……”而我发觉，我读了你最好的诗之后，例如《我祖父是一个恐怖分子》（My Grandfather Was A Terrorist），例如《不是艺术》，例如《致面试我的签证官》（To My Visa Interviewer），就好像近30年前读了Anna Swir的诗之后，我再也读不下任何稍有一丝虚假甚至只是丁点矫饰的诗。
《我祖父是一个恐怖分子》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诗分六段，每段皆以“我祖父是一个恐怖分子——”起首，但破折号之后，我们读到你笔下的祖父，不过是个普通、善良的平民，养活一家十口，悉心照料田地，为院子的玫瑰浇水，采撷柳橙柠檬，和祖母一起在海边抽烟，和兄弟们一起钓鱼直到中午，和他的花斑马一起吟唱抚慰人心的歌，用鲜奶煮一杯茶，甚至把家留给来客，还在桌上留下食水，免得客人占领你们之后渴死，唯一的奢侈是拥有一个帐篷，在公墓旁的海滩上，无需用力辩白，只是安静呈现，举重若轻地瓦解了“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这种偏见。《致面试我的签证官》也是这种不写之写：“你打算和哪一个我面试？／我有很多个我，有些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你需不需要和我的衣服、书本、牙膏、梳子面试？／我儿子的尿布、餐巾？／我肚子里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它会找到它的出路，／在我拿到我的签证之前。”
有时也会理直气壮地脱掉世界的有色眼镜，例如《伤口》（The Wounds）这段，也有一种孩子气的诗意：“这些房屋不是哈马斯。／这些孩童不是哈马斯。／他们的衣服和玩具不是哈马斯。／这片邻里不是哈马斯。／这片空气不是哈马斯。／我们的眼睛不是哈马斯。／我们的耳朵不是哈马斯。”同一首诗另一段真实得令人难以忍受：“我走进去。有人把一具尸体扔到我身边。／尸体烧焦，可能无头。我不看它一眼。／气味太难闻了。无论你是谁，我非常抱歉。”《我们在寻找巴勒斯坦》（We Are Looking For Palestine）的这两行也是，似乎什么也没有写，力量却非常大：“先生，我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唯有坟场不介意我们的尸体。”
“我憎恨死亡，但我也憎恨生命。”你在《抛下童年》（Leaving Childhood Behind）里写的这行诗让我怔忡半晌。有一次你在社媒上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可以从此一睡不醒。”有时我会担忧哪个瞬间将是你生命里最后一根稻草。但我选择对你怀抱信任，我相信你会在你所憎恨的生命里，找到一些仍然值得你活下去的理由，即使仅仅只是一手草莓。草莓从未停止生长。如果我们否认排拒我们在苦难中捡拾到的微小快乐，那只会让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剥夺和伤害变得无足轻重而已。当你对于自己在美国三餐温饱的日子感到愧疚，因为有那么多那么多巴勒斯坦人还在挨饿，你的家人劝你不要陷入这种纠结：“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也请你代替我一起吃饭。”我会永远记得他们对你说的这句话，亲爱的莫萨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