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华文文学界兴起“新南方文学”风潮，但“新”在何处？“南方”又在哪？
2018年，中国学者陈培浩发表文章《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宣告潮州作家陈崇正作为新南方写作的起点，正式开启这一理论的大门。
随着第二届“中国文学新浪潮”活动启动，陈崇正和中国学者赵稀方、沈庆利来新马一带交流，并延续上届主题“新南方与新南洋”。三人与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刘瑞金、副会长周德成及随笔南洋主编李叶明展开对话，辨析文化地理概念与本地书写传统，观照新文学视野下的南洋风貌。
“南方以南”有什么
“新南方”的核心突破在于超越传统地理视野。携“潮人三书”抵新，陈崇正开场指出，传统中国文学的南方往往局限于江南，而“新南方”将视野延伸至华南、岭南、西南、海南，进而跨越国界，涵盖港澳台及整个南洋地区，强调“南方以南”与“海洋性”特质。
沈庆利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重溯历史上的“南方”，发觉自《诗经》与《楚辞》的分野开始，南方便代表“不满”与“骚动”的文化力量。“永嘉南渡后，政治经济中心持续南移。再之后，近代革命发端于南方，海外的南方甚至能反向影响中国内地。”
“新南方”既是文化地理概念，也拥有纵深的历史脉络。但当“新南方”遇上“新南洋”，本地文学又呈现何种面貌？
刘瑞金对此提出不同参照系，“对新加坡而言，我们的北方还有马来西亚。”他强调，新加坡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地理气候，还在于多元语言与种族构成的文化复合体。
双重性的南方书写
华文文学长期面临“中国性”与“本土性”的双重拉扯。美国学者史书美强调“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另一知名学者王德威则提出“华夷风”和文学“走廊”概念。“新南方文学”同样绕不开这一核心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先从历史维度梳理这一张力，再提出了“新南方”的双重作用。他认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在地争议，起始于两次南来风潮：五四时期的新兴思想传播，与抗战时期南下避难的知识分子书写。
周德成援引本地文史，印证这一观点。他透露，中国南来作家如老舍、黄遵宪，以及本地作家林文庆的多元文化实践，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讨论，丰富了华语书写的可能。新南方文学打通海上文明的脉络，给予本土性争议另一种解释空间。
赵稀方进一步指出本地“新思潮”的文学遗产，以及“新南洋”的渊源，凸显南洋书写自有独立性与先进性，在中国现代主义运动中，出生于广东梅县的李金发，在20年代中期写出了不同凡响的象征诗，获得港粤地区呼应，而戴望舒等人的现代诗直到30年代才展开。1949年后，在内地现代主义中断的情况下，香港、台湾及南洋的现代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填补了20世纪下半叶内地的现代主义断裂。
超越国界的华语世界
“新南方”消解地理中心与语种中心，试图以文化地理视角取代政治国界标准，实现不同地区华文文学的平等对话。
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人物，陈崇正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理念。赵稀方评价，陈崇正的作品是传统文学与现代化书写的并进，重续了岭南文化传统，用新模式联结时代与疆域。
“新南方写作不只是地方和方言文学，它打破了传统南北对立的二元格局”，沈庆利设想“新南方”的未来，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汉语写作空间，这个空间融汇吴越、港台与南洋等文化，形成立体化的华语文学生态。
除了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对谈，三位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卓尔书店，以及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举办多场讲座。这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指导，新加坡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与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