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收拾行李时想起那只壁虎的——通体暗粉色透光，两个黑芝麻似的眼珠凝视着天空。飞机在明天下午起飞，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前往新加坡——理由有些荒诞，收拾留在办公室的行李。而最后一次见到那隻壁虎，则是在我搬离东海岸实乞纳（Siglap）的16楼公寓时。一个人住在远离市区的高层公寓，等待学校的通知前，没有其他可去的地方。为了躲避新加坡独领世界的房租，我逃离了那个有些狭窄，但却有着海景窗户的公寓——也是在那里，我遇到那个让我疯狂到失去理智，并最终让我离开学院的女人。我想起来曾在这里短暂居住的刘以鬯和林语堂，前者或多或少是因为一个疯狂如白玲的女人而离开，而后者则是因为一群精于算计的男人。他们离开这里时，又会想到什么？我不得而知。

伴随着她来的，是一只幼小的壁虎。一路颠簸，她并不嫌弃我的房间。坐在床边的隔板上，露出一个甘榜巫女的表情，一一拿出了海峡对岸的礼物——一瓶咖啡豆，两张明信片，以及一个壁虎形状的胸针——“这是我在吉隆坡的古着店看到的”。我将这枚胸针别在空调被上，反射着海港的灯光，在夜晚它便随着我们的睡姿悄悄移动。直到那件事发生的一周后，我再次回到了那个房间——我确信要让这枚胸针彻底消失，连同这个房间的一切。一番寻找后，我在被子的一角找到了它——它已经脱落了一半了。我将它重新别好，绕开了楼下的分类垃圾桶——那是被子该去的地方，一路来到了公寓附近的东海岸公园，将它远远抛入海面，并看它彻底下沉，我才放心地离开。我坚信仿佛并不是她背叛了我，而是那枚胸针放错了位置。

直到蹊跷的事情出现了：在我整理公寓剩下的行李时，和胸针相同模样的壁虎出现在了窗台，只是比起胸针，它变大了一些，身上的花纹变得更加鲜明，芝麻似的眼珠变成了黑豆，并且正在蜕皮。我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在离开公寓前，锁上了房门——直到它再次出现在学校的办公室。“它们可能是新加坡常见的同一品种吧？”我这样想着，当我将公寓的行李移动到办公室时，一只中等体型的壁虎出现在了桌角。同样的，我将房门再次锁紧，并认为就算这样，它们灵活的身体也能够出入自如。

在我离开新加坡的日子里，收到了一封来自管理员的邮件——办公室二楼的排风管道发现了一只死去并且已经被风化成干尸的爬行动物——这解释了同事们抱怨很久的“异味”来源。我对此一直心怀不安——“那样体型的壁虎应该不会被困死在办公室的；或者，它不会愚蠢到在通风管道中迷路”。那段日子我去了很多地方，明白人不过是困在时代洪流中的蝼蚁——我曾经认为只要完成某些既定标准的事情，就能顺理成章地获得幸福；而我也曾像被命运眷顾似的完成了那些事情——只不过到头来发现，幸福不过是短暂的幻觉——它们被时代的剧本，或是人性的阴暗轻易推翻时，没有人会解释这一切的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不如一只壁虎——而作为蝼蚁，我们甚至可能成为它们的猎物——它们灵活而坚韧，甚至可以断尾求生；而我们最终却在他人划定的圈子里忙着逃命。但因祸得福的是，我也逐渐放下了新加坡的一切——我在旅行中忘记了壁虎，也忘记了我在公寓房间所留下的痕迹，以及那个让我有些内疚的办公室。直到另一封邮件到来，确定我必须离开学院——我明白，我必须回去最后一次。

并没有任何我想象中的戏剧性——新加坡仿佛是一个可以将任何戏剧性都精确分解成机械零件，或是程序代码的高效工厂。理性在这里沦为了一种道德。告别这一切，意味着提前约定了工作人员替我开门的时间——精确到分，点开一些看似关切的心理辅导链接，以及接受同事们的集体沉默——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离开；而我也被要求在“不打扰我的同事和导师”的前提下，尽量“顺滑（smoothly）”地完成最后的交接手续，这个单词令人想起护肤品广告。在可以看见水池和棕榈的一楼大门前——那曾是我和他们因为学术观点争论不休的地方，工作人员早早地等候着我的到来。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只壁虎，并开始好奇它们的生存智慧——它们既安静又残忍，既悠闲又精确——它们对生存的要求不高，因此可以在任何阴暗的角落都获得某种看似平稳的幸福。我从未看见过那只困死在通风管道中的可怜之物，但我总相信：那一定不是壁虎，至少不是胸针上的那只。

办公室的行李所剩不多了，主要是那些看似厚重的书册——那里面藏着我的一些文字，曾有幸付梓面世。倚靠着这一堆无用纸张的，是我从美国带回的毕业证书——它们仍然在日光灯下闪烁着我曾经引以为豪的校徽和拉丁文——“为了人类的真理和美德”，但如今却显得有些讽刺。桌下还有一个塞满了秋冬服装的书柜——在新加坡是永远用不上的，但带回北方又过于笨重了。我尝试拉开柜门，但因潮湿而生锈的铰链却死死地咬住了一个秘密，绝不松口。我预感到那只壁虎可能又在门后——这是为什么它们也被称为“守宫”的原因。

我不再有五月时的耐心。工作人员还在楼下等我，我必须加快速度。我用力一下拉开了柜门，一床有些水痕的空调被弹了出来，随后是一阵轻微的霉味。我摸索了半天，那里还有两本书顺着被角滑落了下来——一本是卢梭的《忏悔录》，书签折页留在了30页，另一本则是刚看完前言部分的《艺术史概论》——这两本书暂时都用不到了。我将除了毕业证之外的东西全都扔进了垃圾桶，没有任何迟疑。偌大的行李箱轻得像一个笑话，在楼梯上碰撞出一串清脆的回响。楼梯口工作人员刷开了大门，送我到可以通往机场的公交车站，那里停满了我再熟悉不过的905和907路公交车——10分钟便可以将我们从校园送到商场；我也曾满脸兴奋地和那个女人等待末班车，在逛完校园的疲惫后，熏风将我们的亚麻衬衫吹起。

我听不清他们最后说了什么，也再没看见那只壁虎，连皮也没看见。但在我走之前，我将办公室的房门打开，留了一条小缝给它——无论它是死是活，都彻底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