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们确实飞过。——泰戈尔《流萤集》
1.
听说范亚辉要来新加坡，林舒晴也没多想，立刻对范心桐说，到时我们带三叔公四处走走。
范亚辉是范心桐的三叔公，两年前的秋天，舒晴因为写论文，做调研的关系，在心桐引荐下，特地飞赴香港，在北角春秧街一栋老公寓里，访问范亚辉和他的妻子陈雅玲。两老一少在北角这个号称小福建的香港老区，前后见了三次面，一起吃过两次饭。
人生充满变数。舒晴从香港回来不过一年，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心桐的信息说，三叔婆昨晚在睡梦中走了。
舒晴盯着手机屏幕，兀自发呆了好一会，心想，那么开朗贴心的一个老太太，怎么突然就撒手而去呢。想起上门拜访两老，陈雅玲特地买了香港小吃鸡蛋仔让她品尝，那份心意背后是老太太待人的热度。
舒晴记得，大家吃着鸡蛋仔的时候，范亚辉说，妻子特别爱吃鸡蛋仔，说是有点像新马的kuih bahulu。
范亚辉又笑着说，kuih bahulu其实更像法国贝壳形小蛋糕玛德琳，但雅玲偏说，kuih bahulu像鸡蛋仔。
舒晴回忆起那天在北角吃着鸡蛋仔，亚辉夫妇有问必答的情景，心里怅然若失。她想，鸡蛋仔像不像kuih bahulu其实已不重要，对陈雅玲而言，鸡蛋仔也许不仅是蛋糕，而是一种精神寄托，隐藏着她对故里的一丝思念吧。
一个甲子以前，范亚辉22岁时遭林有福政府拘捕。从此，漂泊成了他的宿命。在青春焕发的岁月里，不是在牢里，就是在异地漂泊。
舒晴第二次上门访问两老，夫妻俩说起这些年来他们在香港过得还顺心。这里有一群来自新加坡，同样在动荡的年代里被驱逐出境的老朋友，他们曾在福建、广东或广西生活过，又在七八十年代先后流徙到香港，大家时不时聚在香江一隅喝茶聊天，日子过得还不寂寞，但这几年来，眼看老朋友老的老，走的走，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谈着谈着，雅玲突然有点感慨地说，这两年，她隐隐有种忧心，想到万一自己比老伴先走一步，亚辉一个人在香港，该有多孤单。
没想到，不过一年的时间，老太太一语成谶。
这天早上，心桐打电话告诉舒晴，三叔公已回来两天，今早突然说，想去亚美尼亚街走走。
心桐说，亚美尼亚街我们以前常去的，你想不想也陪三叔公一起逛逛？
舒晴二话不说，和心桐约了次日下午陪范亚辉到市区去。
读中学时，舒晴与心桐经常往坐落在史丹福路与亚美尼亚街交界的红砖国家图书馆借书。她们也曾在图书馆庭院内听讲座。她还记得，那次讲座在黄昏时举行，主讲者是留学法国的女画家，艺术家热情地讲述莫奈的睡莲系列与她造访莫奈花园的体验。听着讲座的时候，图书馆庭院中央喷水池，传来潺潺水声。美丽的黄昏，画家亲切的演讲，给她留下美好的记忆。
从图书馆往右拐，就是亚美尼亚街。那时她们都爱吃那家街角咖啡店的炒粿条，借了书，经常又从图书馆走向亚美尼亚街，一人一盘炒得镬气四溢的粿条，在热闹哄哄的咖啡店里吃得不亦乐乎。
没想到，学生时代伴随她们成长的红砖建筑，竟然说拆就拆，让路给了福康宁隧道，在众人议论纷纷下夷为平地。那之后，舒晴好像不曾到亚美尼亚街去。在她的记忆里，亚美尼亚街仿佛与红砖图书馆联在一起。
舒晴又想起，几年前陪妈妈云如薇到槟城度假，母女俩午饭后在乔治市穿街走巷，不经意间发现，这里原来也有一条亚美尼亚街，Lebuh Armenian，这街，有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华人俗称：按街道上下称为本头公巷和打铜仔街。
窄窄的百年老街，五彩缤纷，一路上游人熙熙攘攘，街上宗祠、老庙宇，高高低低的老房子，融合了骑楼与殖民时代特色，街头可见墙上彩绘，老街景观丰富，喧闹中烙着岁月痕迹。
舒晴后来从资料上知道，槟城亚美尼亚街的由来也和新加坡一样，因为上世纪初期一群亚美尼亚人漂移到南洋，在槟城通商落脚的地方。
那天舒晴和妈妈带着游客的心情，在亚美尼亚街漫游，走着走着，走进老街上一间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两层楼的老店屋，门楣上挂着牌匾，匾额上的三个字——“庄荣裕”，是金色的。单看商号，猜不出这里曾是金庄或当铺？
那天下午来了一个旅行团，舒晴和妈妈恰好混在十来位来自中国的旅客间，听着导游说着老房子的故事。当地口音的导游很有耐心地告诉团员，房子初建于19世纪末，原为“阅书报社”，是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南洋革命基地。1910年，孙中山就在这里召开历史上著名的庇能会议，策划黄花岗起义。房子后来由闽南商贾庄长水买下，挂上庄荣裕商号。多少年过去了，庄氏后人始终将老房子留下，既创建了纪念馆，也保留了家族商号。
那天舒晴与妈妈一边参观馆内文物，一边听导游介绍老房子的前世今生，母女俩最后在馆内天井花园自拍留念。从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走出来，如薇告诉女儿说，真巧，新加坡亚美尼亚街也有一家和孙中山有关的同德书报社，也是上世纪初期，新加坡同盟会支援孙中山起义成立的。
舒晴说，是吗？以前我和心桐上红砖图书馆时，经常经过亚美尼亚街，但我们不知道，那里有家同德书报社。
如薇苦笑，说，你读书的时候，同德书报社早已搬走。谁还在意历史，记得那风云际会的年代。
舒晴听出妈妈语气里的感叹，不知如何接腔。母女俩在槟岛的烈日下，沿着老街走走看看，这时迎面一幅壁画，画中一对姐弟，满脸欢愉地骑着脚踏车前行。车后，紧抱住姐姐的小男孩，一脸既害怕又兴奋的神情，姐弟俩满脸纯真的喜悦，叫人看得开心。恍惚间，她想起学生时代和心桐在亚美尼亚街街角咖啡店吃炒粿条的情景，突然嘴馋了，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们吃槟城炒粿条去。
2.
那天舒晴挂了心桐的电话，突然想，亚美尼亚街，那么短的一条街，三叔公为何指明要去那里？心里疑惑着，忍不住发了短信给心桐。
心桐不久回复说，偷偷问了我爸。爸说，三叔公战前战后都在道南学校念过书，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他才念到小学三年级就失学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继续到道南上课，上的是夜学。
两分钟后，心桐又发来一则短信，还附带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说，八卦一下，我爸又说，三叔公是在道南读夜校时认识三叔婆的。
舒晴读着短信，嘴角牵起一丝笑意，心想，他们那代人，原来那么浪漫。又想，他们到老都那么恩爱，难怪范亚辉这回特地旧地重游。
范亚辉在家排行老三，1942年，父亲还不到40岁，就在新加坡沦陷的第三天，在大坡海山街，日军肃清大检证中，和成千上万的华族男子一起被推上卡车，从此不知所终。
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重返，殖民政府重新统治新加坡，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失学、失业，三餐不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范亚辉一家也在那些年，尝尽了穷困的滋味。
战后，全岛急需建设，带动五金行业发展，时年13岁的范亚辉，就在劳明达街一带，五金业聚集的地方当起了学徒。
亚辉在五金店当学徒的那两年，从打杂与搬运做起，负责搬货、上架、整理仓库，学会使用锯子、钻头、焊机等工具，懂得修理门锁、水管接头等工作。
战后初期，学校尚未全面复课，许多华人社团、宗乡会馆、教会及工人团体为了让失学青少年重返校园，利用庙宇、会所或学校校舍开办夜学。范亚辉的母亲从没进过学校，贫瘠家境下，坚持让儿女多读书。亚辉后来到道南学校夜学班报名，一周三晚到学校上课。后来又到亚美尼亚街51号同德书报社报读簿记与珠算班，学习基本会计记账和算盘操作。
上夜学的日子里，范亚辉除了上课也参加读报会、演讲会、野餐、郊游等活动。那几年，亚辉在夜学里，勤于上课、读书。教他们华文的章老师是一位1930年代自杭州南来的文人，那几年，章老师在班上推荐他们读了不少好书，在他引导下，亚辉读了当时风靡一时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读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他至今背得出整首闻一多的《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曾经有一个时候，他还反复读着《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越读越把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视如偶像。
战争激发了人们的反殖意识，星岛沦陷三年又八个月，岛民突然觉醒，要生存，最终还得靠自己。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席卷全球，1948年6月，反殖浪潮持续升温，统治者愈发不安，下令实施紧急法令，开始在全岛抓捕反殖群众，那些参与学运、职工运动的学生、工人们，为统治者所不容。白色恐怖从此笼罩全岛。动荡的年代，多少人的命运卷进时代浪潮里，影响了一生一世。
在五金行工作的第三年，亚辉渐渐觉得自己生活的圈子太小，决意离开五金店到亚历山大路一家砖厂工作。工厂里多为年轻工友，他们工时长、薪水低，时不时还得面对厂方无理开除。因为对工厂不满，亚辉渐渐有了想法，想团结大家争取集体权益。于是他加入工会，一有空就到职工会参加活动。
1955年，工运蓬勃发展的一年，工会为团结工友，组织学习班、联谊会、时事讨论会等等活动，范亚辉与陈雅玲就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一边参与工运，一边谈起了恋爱。
3.
朋友们都以为，工会是范亚辉与陈雅玲的媒人，他们是在工会里认识，谈起恋爱的，其实并非如此。
早在亚辉加入工会之前，他和雅玲已是道南学校夜学班同学，但最初在班上，两人并无交集，甚至连话也没说上几句。直到那一回，同学们组织海边野餐会，两人都参加了，这才开始对彼此有了印象，到了后来，大家在工会里活动，日久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彼此情愫暗生。
那天在野餐会上，一伙年轻人玩得特别开心，最好玩的是那个叫“抓领袖”的集体游戏。开始时，同学们先选出“领袖”和“鬼”，接着二三十个同学围成圆圈，领袖带领全部人做动作，领袖做什么，其他人也跟着做什么，领袖一下子摸鼻子，一下子拉耳朵 ，一下子又拉衣袖、摸头发、揉眼睛，大家不动声色，偷偷瞄着领袖的一举一动，跟随领袖迅速转换动作。团里的“鬼”则站在圆圈内，东看看西看看，凭自己的观察，猜测谁是那位发指令的“领袖”。
在那次的抓领袖游戏中，亚辉被雅玲的活泼机灵吸引，有一次轮到她当“鬼”，她三下两下就揪出领袖。而那个“领袖”正是范亚辉。
那天他们又玩了一个叫“传红包”的游戏，一堆人围坐一起，其中一个同学背对着大家负责播放音乐。音乐声中，红包在同学间传来传去，传了几圈之后，乐声突然停止，此时，手上拿着红包的同学，就得打开红包，看看里面写些什么，然后按照指示，或唱歌，或讲故事，或猜谜语，或说笑话，当场给大家表演即兴节目。
大家都不想在音乐停下来时，红包还捏在自己手里，传红包游戏总是越玩越紧张，大家将手中的红包越传越快，终于，音乐停下来的时候，雅玲也接到了红包。众人知道她歌声悦耳，乘机点唱，要她唱一曲《在森林和原野》。
雅玲也不扭捏，大方地一展歌喉，将一支《在森林和原野》唱得全场叫好：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亲爱的朋友呀，你在想什么？在郊野是开花结果的树呀 ，这是多么美丽呀多么美丽呀……
这是首好听的丹麦民谣，由于曲调轻快，歌词亲切，许多年轻人都爱唱，可唱着唱着，竟唱成了新马两地的禁歌。殖民政府越听越不妥，硬是将这首歌渲染上政治色彩，说整首歌歌颂森林和原野，是马共唱的歌。那天野餐会上，没人管他什么禁歌不禁歌的，大家唱得开心，唱到最后，变成了集体大合唱。
《在森林和原野》唱罢，同学们意犹未尽，起哄着要雅玲再唱一曲。这回，雅玲在掌声中唱了首《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那是一首美丽而深情的送别之歌，歌曲源自二次大战时，苏联女子为士兵情人送行的情歌。
那天海风轻拂，海浪声中，雅玲悦耳的歌声随风飘扬，亚辉没想到雅玲会唱歌，而且每一首歌都唱得那么好听，在他听来，雅玲的歌声就像歌词那般明媚动听。午后的勿洛海边，范亚辉陶醉在陈雅玲的歌声中，悄悄地对那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女子产生了好感。
两人交往后，亚辉有一回告诉雅玲，自从她在野餐会高歌的那一刻起，他已偷偷爱上她。
雅玲笑道，我知道呀。
亚辉不相信，你怎会知道的？
雅玲笑得灿烂，说，我看到你好几次傻傻地看过来，直愣愣的。
亚辉说，所以，你那时也在看我，要不然，怎知道我看过去？那一刻，雅玲被逗笑了。情窦初开的两个人，就这样确定了彼此的亲密关系。
看起来总是笑意盈盈的陈雅玲其实命途多舛，家里兄弟姐妹六人，她排行老二，大哥在紧急法令时，因参加反英活动，遭殖民政府援引驱逐法令，遣送到中国。他们家住在距离三巴旺大路约几公里的山村里，全家靠养鸡维生。家境贫困下，雅玲只读了一年小学，靠着战后读的几年夜学，加上自己不断进修，渐渐也能读报、写信，给职工会写报告，做会议记录。
雅玲童工出身，10岁时就在制衣厂剪线头，在饼干厂当包装童工，再大一点又去了汽水厂、纺织厂工作。雅玲比亚辉更早加入职工会，虽然并非工会受薪职员，却是个十分活跃的会员，几乎每晚都到会所参加活动，经常为了工会的事，骑着脚踏车四处奔走。
早在1950年代，年轻的陈雅玲已经很有女性意识。有一回亚辉问他，为何那么早就懂得加入工会？
雅玲说，因为她曾经工作的汽水厂规定，女工不准结婚，结婚就会失去工作。她觉得这十分不合理，对女性很不公平。而且当时工友们的待遇都很低，想要争取加薪，就算只要求加多一点点，都难于如愿，因此想借助工会的力量，为大家争取利益。
亚辉听了不断点头，暗自对雅玲多了一份敬意。亚辉加入工会后，很快成了活跃会员，每天放工后都到工会活动，心思都用在工会上，也因为他的卖力，赢得大家信任，一年后被选为工会干部。
那时亚辉和雅玲见面，多数是在工会会所里，大家只要能看到彼此，就算只是一个眼神，就已经是件甜蜜的事。
多年以后，他们在香港定居下来，生活方式有了转变，娱乐节目多了起来，两人在家闲着也爱手握遥控器，煲煲电视剧，有时看到剧中男女卿卿我我的画面，雅玲常有感触，回想起自己和亚辉谈恋爱的时候，何曾花前月下，在风云诡谲的年代里，连谈恋爱都是奢侈的。
但两人甜蜜的日子终究还是太短。订婚不久，亚辉就被捕入狱。那一场牢狱之灾，未经审判，长达13年。那13年里，他们还不如牛郎织女，连见一次面的机会都没有。
1956年林有福执政，新马反殖民统治热潮持续高涨，职工运动随之风起云涌，为了打压反殖行动，林有福政府雷厉风行推出高压手段。那年9月和10月，连续两次展开镇压行动，逮捕了工运、学运、妇运及文化团体领袖、干部。
镇压行动引起一连串罢工，游行示威，抗议行动持续到10月，戒严开始，那晚半夜，全岛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军警包围各个工会和团体，声势猛烈，那次行动逮捕了千名团体领袖、干部等反殖人士。
1956年 ，年仅22岁的工会干部范亚辉在公共安全法令下也被关进樟宜监狱。三年后，1959年自治政府成立， 亚辉又被押往棋樟山拘留四年。
那时岛上政治氛围诡异，同样是职工会活跃分子，陈雅玲也未能幸免，曾经也在政治部的黑名单内。在牢里吃了苦头的亚辉，怎么也不愿未婚妻步其后尘，身陷囹圄。为了保护未婚妻，亚辉从不让雅玲去探监，他认为那是自投罗网。
亚辉又通过母亲提醒雅玲，警察经常在半夜三更上门抓人，嘱咐雅玲暂时借宿亲朋好友家，不要回到村里。果不其然，雅玲躲藏了几天，以为风声已过，有一晚回家取衣物，远远地竟看到好几个警察正在她家门口。雅玲转身就跑。好在乡村小路，一路树木丛生，雅玲在树影斑驳的村路间逃过了一场牢狱之灾。（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