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期）范亚辉在牢里的那些年，雅玲的日子也没好过。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出门在外，躲躲闪闪地防着有人在背后盯梢。为了躲开追捕，一度还躲到乌敏岛一位工友家里，许久都没敢回家。
可生性硬朗的陈雅玲，风声稍缓之后，又重出江湖，以自己多年来在职工会活动的经验，参与组织新的工会，悄悄的，又成了反殖队伍的一员。
那天在北角，雅玲向舒晴忆述往事，神情严肃地对舒晴说，其实我不是怕坐牢，我害怕在牢里久了，为了重获自由，被逼写悔过书，更害怕被安排上电视台做访问，说些违背自己的话。
4.
1963年9月，新马合并五天后，全岛举行选举。新政府成立后，范亚辉和他的同志们，闻讯雀跃，大家都以为，从此可重获自由，可没想到，一群人又从棋樟山被送回樟宜监牢继续扣押。一直到了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后，范亚辉还在牢中。
长时间被关在牢里，有人精神健康严重损伤，有人患上忧郁症，甚至精神恍惚，也有人健康难于承受，身体变得瘦弱，到了最后，只想冲出牢笼。一些和范亚辉同时被捕的学运、工运领袖，在获得自由之前，都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表明政治态度，明确说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声明发表后，也就获得释放。
范亚辉天生死硬派，怎样也说服不了自己写悔过书。为此，他比其他人多走了崎岖之路。
1967年5月某一天，还在牢里的范亚辉突然接到驱逐出境令，政治部官员通知他，政府引用出境法令，要把他遣往中国。
范亚辉抗议说，他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以马来亚为祖国，他为反殖而斗争，只想留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
官员语带嘲讽说，你不是向往共产主义吗，只要到了中国，你就如愿了！也自由了！
那天早上，载着范亚辉的车子朝红灯码头驶去。到了码头，数名水警已在快艇上等着，很快就把他押往停泊在海上的大宝石客轮。
“大宝石”从新加坡起航，亚辉站在甲板上，望着海阔天空的海上景致，下定决心，他的下半生决不任人摆布。客轮在南中国海航行，一个星期后，在风调雨顺中抵达黄埔港客运码头。当中国边防人员上船检查时，亚辉主动向官员说明，自己不想上岸，也绝不会上岸。官员也没勉强，请示上级后，任由范亚辉自行决定去留。
范亚辉乘原船大宝石客轮回返新加坡后，又从船上遭拘捕，被水警押回红灯码头，关进女皇镇监狱里，但与他关在同一间牢房的，已不是他当年的反殖同志们，而是一群等待审判的刑事犯，其中包括了私会党徒，被控谋杀的囚犯。
次日，报纸有则新闻，在不起眼的报纸末端，短短三几百字，标题不知有意或无意，说的却是另一番故事：出境政治犯潜回新加坡被当局扣留。
那年6月，范亚辉向高等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及转移至政治犯拘留所。8月，高等法庭将范亚辉的申请驳回，判定申请人被拘留乃合法，并拒绝将他转移至政治犯监狱。
一直到1969年，新加坡独立四年后，范亚辉才真正获得自由。那时，亚辉已过了35岁，未婚妻陈雅玲也已33岁。一对定情于青春年华的有情人，重逢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走出监狱的那一刻，范亚辉有点恍惚，仿佛突然懂得了，什么叫“恍如隔世”。
范亚辉自己也没想到，经过那么多磨难，最后竟是在国际赦免协会的斡旋下，兜兜转转去了英国。
国际赦免协会瑞典分会知道远在赤道边缘的岛国，有位名叫范亚辉的政治犯被监禁在牢里，一关就是十余年，很快就将范亚辉列为“有良知犯人”加以关注，即便山长水远，也不厌其烦，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伸出援手，最终获得英国插手干涉，因为范亚辉出生于英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
警方在范亚辉离开后发出文告，说他被驱逐出境，遣往英国。文告中又说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被派到职工会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颠覆活动。又说自范亚辉被捕后，当局试图改造他，但最终一切努力都宣告失败。
范亚辉初到英国，西方记者一连串问了他许多问题，问得最多的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政府为什么扣留你？为何被扣留那么久？范亚辉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个反殖民地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范亚辉在伦敦生活两个月后，雅玲在那年秋天的某个清晨，从新加坡飞抵伦敦。
久别多年，两人在希思罗机场乍见时，疑幻疑真。雅玲欣喜中隐隐一丝悲戚，望着亚辉的那瞬间，突然一阵心酸涌上心头，两行眼泪不觉滚落下来。
亚辉刹那间愣住了，在他心目中，雅玲是个充满战斗力与意志力的女子，他在牢里的那13年，好像也没听说她哭泣过，还时不时到他家帮他妈妈做事。亚辉的母亲对这个未过门的媳妇一直赞美有加。好不容易两人终于团聚了，怎么突然就伤心落泪呢？
亚辉一时不知所措，望着雅玲说，你怎么了？
雅玲摇摇头，说，没什么，突然有点感触。说后拉着亚辉的手，由亚辉推着行李，朝机场出口走去。
在伦敦的最初日子，夫妻俩只能拮据地生活，租了间卧房兼客厅的两用租间，浴室和厕所公用，煮饭、睡觉都在房内。伦敦的秋天，气候已经寒凉，雅玲初来乍到，不胜雾都冷飕飕的秋寒，一下子就病倒了。
阔别那么多年，范亚辉没想到，团聚时竟是住在异国他乡如此简陋的地方。夜深人静时思及此，只觉亏欠雅玲太多。
一个月后，他们在伦敦婚姻注册局注册结婚，没有婚礼，也没有婚纱和礼服，两位证婚人都来自国际特赦组织，也是夫妻俩视如恩人的朋友。其中一位证婚人还在亚辉最无助的时候，雪中送炭，到女皇镇监牢探访亚辉。
在监牢的那些年，亚辉发奋读书，努力学习英文与马来文，除了考获华文高中三文凭，剑桥九号和剑桥高级文凭，还考取马来文凭。到了英国后，亚辉申请了助学金，花了三年时间考获大专商科文凭和市场调研文凭。
可岁月不饶人，亚辉学成后，已近不惑之年，虽有文凭傍身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他辗转做过几份短期工，两年后，终于申请到货仓管理员的工作，三年后升任主管。
在伦敦定居下来后，雅玲不想在家无所事事，买了架缝衣机，到住家附近的工厂接了衣服回家车，亚辉利用上下课的空档，帮她到制衣厂提货、交贷。半年后，雅玲在住家附近一家服装厂找到工作，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又当起了工厂女工。
在伦敦的时候，夫妻俩咬紧牙关努力过日子。英国天气虽然寒冷，可伦敦的冬季难得下雪，偶尔细雪轻飘，那白雪皑皑的伦敦街景，为两个来自赤道边缘的岛民带来一丝新奇的喜悦，那是他们客居英伦时自得其乐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流走，夫妻俩年复一年漂泊在外，不知何时已开始想家。想念老家的时候，雅玲用母亲自新加坡寄来的咖喱粉，煮一锅咖喱鸡，或是用蒜头、白胡椒炖煮肉骨茶，夫妻俩围坐饭桌前，以白饭配咖喱鸡或肉骨茶，以味蕾慰藉思乡之情，日子也就这样过去。
亚辉最小的弟弟光辉没赶上反殖的年代，却天生生意头脑，在城市迅速发展的80年代创业有成，生意从新加坡做到经济正要起飞的中国，在深圳开了家制鞋厂。范老太太和其他孩子商议下，建议亚辉夫妇回亚洲定居，到香港住下，协助弟弟到深圳管理鞋厂。
那年春天，在伦敦生活了12年后，范亚辉终于带着妻子，于1980年代中从欧洲飞回亚洲，在香港、深圳开启了新生活。
这些年，范亚辉不仅见证了中国的经济起飞，也历经香港回归，后九七时代，SARS无声爆发，房地产起起落落，社会上大大小小的跌宕起伏，范亚辉和陈雅玲渐渐也与香江同声共气，悲喜与共，融入了香港的市声人情。夫妻俩在伦敦与香港定居的时间，加起来远比在新加坡的日子都长。自1969年踏出狮子城之后，一直到了千禧年，他们才以游客身份回返故里，那也已是30年以后的事了。
5.
这年雨季来得早，刚进入10月，经常出其不意飘来一阵连绵细雨，整个城市变得朦胧起来。
这天范亚辉在侄孙女范心桐和林舒晴陪同下，沿着禧街往亚美尼亚街的方向步行。两年没见，范亚辉看起来苍老许多，头发也几乎全都灰白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
从七彩斑斓的旧警察局走向民防博物馆时，亚辉说，他还记得，那是从前的中央消防局。三人越过民防博物馆旁边的哥里门街，经过那同样烙下历史印迹的百年老教堂，亚美尼亚教堂，拐进短短的陆佑街。走没几步，来到了亚美尼亚街。
还在陆佑街与亚美尼亚街交界处，他们已看到马路对面那三层楼高的旧道南校舍。站在街边，三人伫足片刻，范亚辉指着建筑物说，那就是道南学校，我还记得校址：亚美尼亚街39号。
舒晴说，学校在市区重建计划下早已搬走，现在是土生华人文化馆。
心桐说，一百多年前建的校舍，今天看起来还是那么精致，那么美。
亚美尼亚街另一端，是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建的圣经之家，Bible House。亚辉还记得，在过去，那是两层楼高的建筑物，现今已改建成六层楼大厦。
三人越过马路，来到了化身为文化馆的旧校舍，一对游客似的韩国男女说说笑笑间，以轻快的脚步走了过来，女的手拿手机，对着眼前这栋新古典主义建筑接连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双双步上台阶，走进门前安静的文化馆。
范亚辉望着这栋海峡殖民地时期，由陈嘉庚等一群闽南商人筹建的校舍，建筑物入口门柱上有一对由黑色铸铁雕塑成的雄鹰，过去进出学校，总会经过这两只虎虎生威的老鹰，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虽然历经岁月沧桑，黑色鹰雕乍看之下风采依旧，但多看两眼，黑鹰显然经过一番修饰，重新上漆。亚辉心想，眼前的老鹰就如多年不见的校舍，看似依旧，面目已非。
倏忽一甲子过去，亚辉仍记得，读夜学时，章老师曾经告诉过他们，学校入口处的一对雄鹰，具有特殊意义，是学校的标志性象征。老鹰雄壮威严的气势，象征自由，勇猛和胜利，“鹰”与“英”同音，寓意学校要将学生培养成社会精英与栋梁之才。
亚辉想着年少时老师说的话，望着眼前陌生的街景，神思飘得老远。去国日久，许多街头旧景仿佛舞台换了布景，已不复存在。
周一下午的亚美尼亚街，四周冷冷清清，空气中隐隐一丝寂然，偶尔三几个游客，捏着旅游指南，寻找旅游攻略介绍的土生华人文化馆和“亚美尼亚街花园”。他们走着走着，这才发现，原本的街道已改为步行街，变身为“花园”，说是重塑1822年殖民地政府建的“第一花园”，The First Botanic Garden。街道设置花圃种植罗望子、肉豆蔻、丁香等香料，三几个游客般的路人缓缓走过，似乎也没人趋前读花圃前的说明文。
舒晴与心桐陪着三叔公，在短短的街道上继续缓步，来到亚美尼亚街51号，亚辉发现，过去上过夜校的同德书报社，亦已不复存在。书报社旧址，不知何时已成咖啡馆。他们在门前站了一会，心桐望着亚辉说，叔公，我们进去喝杯咖啡？
亚辉点头，说，好。
没仔细看，他们也不会注意到咖啡馆门墙上那一块小小的铜匾，刻着：“United Chinese Library”。
范亚辉说，同德书报社，当年在孙中山倡导下创立。英文名“United Chinese Library”也是孙中山取的。
舒晴想起几年前与妈妈把臂同游槟城，到了当地的亚美尼亚街，无意间走进了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老街新旧交融，街上那超过百年的老房子，默默见证了一段从中国到南洋，波澜壮阔的历史。
舒晴把槟城亚美尼亚街所见说给范亚辉和心桐听。亚辉默默听着，许久不语。
心桐说，听起来好热闹的一条街，下回去槟城，一定去逛逛。
范亚辉这时想及自己千帆过尽的一生，虽然历史只记得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但他始终记得，自己和妻子陈雅玲曾经有着那个年代的热血与激情，哪怕为此付出了时间与自由，却无怨无悔。
他轻轻哼起坐牢时他和同志们爱唱的一首歌：“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那是反殖的年代里，热血青年为了理想常唱的一首歌，那么英勇，那么义无反顾。
前尘往事在脑中一一掠过，可范亚辉记忆中的地景、人情、世态已变，历史，仿佛失去了凭据。就像他与妻子陈雅玲的这一生，不复为人记忆。
他想起年轻时读过的泰戈尔的诗：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们确实飞过。
暮色将至，范亚辉在心里反复念着这两句诗，虽然有些许怅然，内心却已波澜不兴。
这时他又怀想起，一辈子与自己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妻子陈雅玲，一阵暖意缓缓涌上心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