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艾琳：在消失／存在边缘，被看见——读2025年新华青年文学奖得奖作品

一年一度的新华青年文学奖，每年聚焦不同文类，不仅是发掘文坛新秀的舞台，更像是一面精准的镜子，映照出当下青年最幽微的精神褶皱。2026年1月揭晓名次并颁奖的2025年微型小说，作品很值得关注。相较于一些关注对奋斗与成长的直白书写的小说，本届获奖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探向那些“静默”的角落——那些即将消失、已被替代或正被边缘化的人与物。它们仿佛集体进行着一场安静的凝视，在渐逝的光影中，执着地辨认存在的痕迹。

读这些作品，时而令人想起《老人与海》中那具被啃噬殆尽的马林鱼骨，尊严在徒劳中确立；时而又仿佛瞥见《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那具被困于虫躯的孤独灵魂，存在在异化中被质询。

从斩获金奖的《最后的献礼》，到银奖作品《如果她变成猫》《相片的空白》，再到铜奖《修补星光的人》《求字》《赘》，这些小说并未提供激昂的答案，反而将我们带入一系列充满张力的“边缘时刻”：一条决定主动赴死的鱼、一个将执念投射于猫的男人、一张被摩挲至空白的老照片……它们共同编织出一幅关于当代青年存在焦虑的深刻图谱。

陈一萱的《最后的献礼》以一则充满诗意的寓言开场。那条决定游向海面、成为人类盘中餐的鱼，令人震惊。它拒绝在深海的黑暗中无名湮灭，转而选择以被“品尝”、被“记忆”的方式，完成对自己生命的确认。这近乎悲壮的主动，与海明威笔下那位与命运角力的老渔夫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即便最终只剩白骨，也要证明自己曾搏斗过。然而，小说的结局却抛出一个冰冷的反转：鱼体内的塑料微粒导致食客中毒。这残酷的错位道出了一个现代困境：我们渴望定义自身，但意义往往在他者的目光与社会的语境中被扭曲、被赋予，甚至被剥夺。

小说荒谬之处在于：鱼的确被记住了，但不是以它期待的方式。它体内的塑料微粒导致食用者中毒，它没能成为自然的象征，反而成为污染的证据，这个结局揭示某种存在的困境：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存在的意义，因为意义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的。

王峥的《如果她变成猫》以更为阴郁和写实的笔调，书写了占有欲望对存在的扭曲。叙述者试图将逝去爱人的灵魂，囚禁于一只流浪猫的身体，借此对抗失去带来的虚空。这种充满占有欲的幻想，与《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那种超越生死的疯狂执念隐隐呼应。然而，猫的反抗与疾病最终戳破了幻象。他者的独立性，无法被个体的欲望所吞噬或替代。这篇小说以施暴者的视角，让读者不舒服地亲历了“占有”如何摧毁“存在”，无论是对于猫，还是对于那个被困在回忆中的自己。

与《最后的献礼》借寓言和黑色幽默书写故事（海底的鱼和电视镜头前的名厨两条线），这篇小说采用施暴者的第一人称自白，将读者拖入一个道德上令人不安的叙事视角，叙事者将她的灵魂投射到一只流浪猫身上，试图通过占有这只猫来填补失去她的空洞，他产生了病态的联想：“是不是她的一部分灵魂，藏进了这只猫的身体?”当猫患病反抗、咬伤他时，他终于意识到：它只是猫，不是她的灵魂。这个顿悟揭示：他者永远无法被还原为我们的幻想，他者的存在始终是独立、不可占有、不可替代的。

采用了与前两篇截然不同的叙事策略是陈浩然的《相片的空白》，他以极度克制的笔法展现了另一种对抗消失的姿态——缺席写存在，静默中坚守。它几乎不动声色地呈现一个女人的一生。开篇即是一张合影，另一侧“什么都没有，只有因年代久远而晕开的灰黄色，相纸在那处微微凹陷，是经年累月摩挲留下的”。丈夫被抓走后再也没回来，相片上的影像也被抹去，但她选择保留这个空白，日复一日地抚摸它。

这让人联想到杜拉斯《情人》中那段被岁月尘封、却因书写而永恒的爱情记忆。存在，有时无需显影，恰恰通过空缺与抚摸的仪式，被牢牢锚定在生命里。

如果说上述作品聚焦“失去”，那么杨佳睿的《修补星光的人》则试图探讨“重建”的可能。

严师傅用金粉修补碎瓷，让裂痕化作金色星轨。这不仅是工艺，更是一种哲学：承认破碎，接纳瑕疵，并在修补中赋予新的叙事。小说最动人的一笔在于，老师傅始终留下一片碎片不补，怕的是念想随完满而终结。修补，于是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与断裂和解，让关系在修缮中获得新生。当导师最终出现，完成最后一道金线时，小说达到情感的高潮：破碎的星辰比完整天体的更珍贵，因为它们选择了重生，结尾处写道：“真正需要修缮的从来不是器物，而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那些断裂的联结”，这个洞见将修补从技艺提升到了伦理的层面。

曾伟杰的《求字》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以惊悚小说的外壳，包裹着语言哲学的内核，探讨了语言、文化与存在的复杂关系。青年凯文在祖父墓前用华语倾诉，却只得到祖父方言“听无”的回应：“阿文！你巴鲁讲的我拢总听无啊”。

这结局揭示了残酷的事实：代际之间的语言断裂，导致了存在关系的断裂，在新加坡讲华语运动造成的方言流失语境下，年轻一代与祖辈之间失去沟通的媒介，也就失去了与传统对话的可能，也是一代人在文化转型中集体面对的“存在失根”。

所有作品中，庄祖邦的《赘》或许最具日常的穿透力。故事围绕一场婚礼宴席展开，细腻捕捉了一位父亲在家庭结构重组中的微妙位移。他感觉自己坐在圆桌的“正中”，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被温柔地推向边缘。这种“中心”与“多余”的悖论感，精准刺中了东亚家庭伦理中隐秘的痛处。

小说中两次深刻的对视，是无声的华彩。深夜，他与同样感到自己是“赘余”的母亲无言对视，所有抑郁在目光交流中消散。这沉默的注视，不同于萨特笔下那充满冲突的“他者目光”，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充满温度的相互确认与抚慰。另一次，是他回忆自己婚礼上与母亲含泪的对视，那一刻，他感到“圆满”。两次对视，映照出存在确认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在共同困境中的相互支撑，另一种是在生命重要节点上被爱与祝福所充盈的确定性。然而，这种确定性如露如电，婚礼过后，生活的潮水终将带来新的边缘与失落。回忆揭示小说的核心主题：在生命的某些瞬间，我们能够短暂地摆脱赘的恐惧，体验到一种纯粹的被需要、被爱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总是转瞬即逝的。当主人公坐在儿子的婚礼上，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当年母亲所经历的，被新的核心家庭温柔地推向边缘。

此外，当儿子提出婚后要搬出去住，妻子的第一反应是：这屋子也没太小，妹妹和奶奶可以睡一间房，挤一挤就好。这个看似关于空间的争论，实则是关于存在位置的争夺，谁被允许占据空间，谁就被确认为这个家庭结构中的必要存在；谁需要挤一挤，谁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文章对赘这个字进行了多重演绎。表面上，赘指的是被招赘的女婿，但小说揭示了赘的真正所指：那个被家庭结构视为多余的人。这个人可能是年迈的祖母，也可能是即将失去儿子的母亲，更可能是主人公自己。当他意识到儿子搬不搬出去，其实和老母没太多关系时，他发现真正多余的，是那些被新的核心家庭排除在外的所有人。

在家庭代际关系的书写中，呼应海德格尔的被抛概念。我们被抛入一个既定的家庭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被赋予某种角色，但这些角色并非永恒不变。当新的家庭核心形成，旧的核心就会被推向边缘。这不是任何人的恶意，而是家庭结构自身的逻辑。正如小说所说：生活空间的改变是每一桩婚姻自带的陪嫁品。

这些作品的情感内核具有普世性，但其肌理却深深植根于新加坡独特的土壤。

《如果她变成猫》明确提到HDB允许养猫的政策变化，揭示了新加坡社会的独特性：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国家政策的规范。《赘》对家庭空间与住房问题的书写，也直接关联新加坡的居住政策。HDB组屋的空间限制，不只是物理性的，更是关系性的，谁有权占据空间，谁就在家庭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新加坡，空间的争夺往往就是存在的争夺。

《求字》对语言断裂的书写，直接指向新加坡的语言政治。华语运动造成的方言流失，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文化记忆的断裂。凯文的求字失败，隐喻了新加坡华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困境。

《最后的献礼》对海洋污染的书写，也可说呼应了新加坡作为岛国的生态焦虑。鱼体内的塑料微粒，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全球化后果的隐喻：这种被污染的存在，正是全球化时代存在主义的新形式。

《相片的空白》则明显超越新加坡语境，书写历史创伤，却刻意抹去具体的历史事件背景，然而其叙事结构被抹去的影像、被噤声的记忆，呼应了许多后殖民社会和经历政治风暴社会的共同经验，读者可以自行代入。女主人公守着那个空白，也是在守着一段不被承认的历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表现存在，采用一种独特的东方式表达，通过沉默、对视和日常细节，而非西方存在主义文学常见的哲学独白或激烈对抗。

《赘》中的两次对视，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范。

这种通过对视来确认存在的方式，不同于萨特《存在与虚无》中那种对象化的、冲突性的目光。东方文化中的对视，往往包含着一种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的温柔，它不需要语言的中介，不需要哲学的论证，只是纯粹的看见与被看见。

《相片的空白》中反复出现的抚摸动作，也体现了这种非语言的存在确认。这些触觉性的动作，是身体对缺席的回应，是通过最原始的感官来抵抗遗忘。它比语言更直接，比思考更真实。

这些作品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东方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确认往往不是通过宏大的哲学论述或激烈的行动，而是通过微小的、日常的、非语言的时刻，一次对视，一次抚摸，一次沉默的陪伴。这不意味着东方式的存在主义缺乏深度，恰恰相反，它以一种更为含蓄、更为深沉的方式，揭示了存在的脆弱性与珍贵性。

本届青年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主题的某种默契，为我们呈现了新加坡年轻一代写作者的精神肖像：他们不再热衷于描绘外部的宏伟蓝图，转而内向勘探，在消失的边缘地带，打捞存在的碎片。他们书写失败、破碎、失语与多余，并非宣扬颓丧，而是以文学践行一种诚实的抵抗——抵抗遗忘，抵抗一切被简单化和被忽略的可能。

从死亡到记忆，从身体到语言，从物质到关系，从个体到家庭，这六部作品构成了一条完整探讨存在的叙事链。它们反复追问同个问题：当世界继续前进时，谁还在为我留一席之地?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效率、成功与进步的世界中，这些作品选择驻足于失败、消失与破碎的时刻。它们提醒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取得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失去；不在于我们是否被时代记住，而在于我们是否曾真诚地活过、爱过、痛苦过。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新加坡式存在主义，它既承载着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焦虑，又深深植根于新加坡的特殊语境，以一种含蓄而深沉的东方式表达，通过沉默、对视和日常细节，来呈现存在的困境与可能性。

这或许正是文学最重要的使命，在一切都在加速消失的时代，为那些微小的、脆弱的、即将被遗忘的存在，留下一个被看见的瞬间。哪怕只是一条鱼的决定，一只猫的叫声，一张相片的空白，一道金色的裂痕，一个无法被听见的祈求，一次深夜无言的对视，它们都曾在某个时刻，以自己的方式，宣告：我存在过，我被看见过，我的消失值得被哀悼。

而在那些沉默的对视中，在那些破碎的修补中，我们或许能够短暂地体验到一种超越“赘”的可能性，不是通过占据中心位置，而是通过相互确认彼此的存在；不是通过拒绝消失，而是通过接受有限性的同时，仍然选择温柔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