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想不起，那一瞬间我的手究竟是如何落下的。第二天，她便离开了。之后的事情像一场滑稽的噩梦：法庭，警局，失业信，以及被迫收拾行李回到父母家中。
父亲的脸一直是紧绷的。他对我不再多说，只在饭桌上偶尔冷冷吐出几句：“你自己作的孽。” 母亲不敢和我对视，端上饭菜，又默默收走，像是照料一个犯下大错的病人。我也确实像个病人，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间，只有在下楼取外卖的时候才走出家门。
我第一次看见那只小猫，就是在楼下送餐桌旁。它瘦得可怜，鼻子埋在塑料袋的缝隙里嗅来嗅去。见我靠近，它抬起头，对我轻声叫了一下。那叫声轻而尖，却奇异得像极了她在夜里轻唤我名字时的语调。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颤抖。
之后的日子，我每次取外卖都会遇见它。它总是蹲在桌边，等我打开袋子，探头嗅着空气。渐渐地，我开始把一小部分食物分给它。它狼吞虎咽，吃完了却不走，只是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我。我心中升起一个荒唐的念头：是不是她的一部分灵魂，藏进了这只猫的身体？
夜里，我常常在房间里对着空气说话，像对猫说，也像对她说。我复述自己在法庭上的辩解：“我不是生来残忍的人。我只是太爱你，爱得无法容忍任何污点。” 说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荒唐，却又忍不住一遍遍重复。
2025年9月，新加坡的新闻宣布：HDB终于要允许居民养猫了。我开始计划把那只猫接回家。
母亲默许了。父亲却暴怒。他说在新加坡养猫很贵，要装铁丝网，要担心家具，要付得起兽医费和保险费。他说我过去犯下的错，全是由于冲动与任性，如今连一只猫也不过是这一切的延续。我听着他的话，低下头。母亲没有劝，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让他试试看吧。”
于是猫进了家门。它出奇地熟悉，像是早已来过这里。很快，它便能在客厅的沙发上找到舒适的角落。父亲虽然嘴上反对，但在换水添粮的时候，也会悄悄动手。
然而，我的心却愈发病态。我怕它会走，怕它有一天像她一样转身离开。我甚至不再允许它随意出门，把它关在笼子里。告诉自己，这只是保护。可我心底清楚，那其实是重演。占有的欲望，如影随形。
那一夜下着暴雨。猫叫了一整夜，尖锐而执拗。第二天，它的喉咙嘶哑，水和食物都不肯碰。我慌了，带它去楼下的宠物医院。医生说是猫瘟，极有可能致命。他看出我窘迫的样子，提出了一个保守的方案，只开了些便宜的药和联系方式。
我和母亲试着喂药。猫拼命反抗，在我分神的刹那，它咬住了我的手，又狠狠抓伤母亲。血立刻涌了出来。抗生素也吐了一地。
那一刻，我忽然清醒：它只是猫，不是她的灵魂。
父亲的怒火随之而来。他怒吼说我又一次害了家人。更可怕的是，原本是流浪猫的它从未打过狂犬疫苗。父亲连夜带我们去医院接种昂贵的疫苗。医保可以报销，但必须先垫付。他咬紧牙关，又一次为我掏出巨款。
回到家，猫已经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医生叮嘱我们观察10天，如果它发病，我们也可能被传染。父亲严令我和母亲不要再靠近它，只能由他负责换水添粮。我只能隔着铁笼低声和它说话。
为什么我会动手？为什么我会一而再地陷入这种执念？如今，这只猫也成了我的幻想，我又一次在幻想破灭时走向了囚禁。
第10天，猫没有发病。我和母亲的伤口也结痂。它仍在整夜嘶哑地嚎叫，好像在抗议笼子的禁锢。第十一天，它却突然安静下来，甚至能吃下一点食物。我以为它康复了，以为她的灵魂又回来了。我心中升起愚蠢的希望。
然而第二天清晨，它死了。
那天恰好是HDB允许养猫的第30天。
我把它的尸体送去火化。骨灰装在小盒子里。我带着它走到海边，把骨灰撒向新加坡海峡。那是我和她曾经唯一的地理界限——彼岸就是马来西亚。海风卷起灰烬，雾气升起，我仿佛又听见那只猫的叫声，从海面上飘来。
我忽然明白，那声音既不是宽恕，也不是责备。它只是猫的叫声，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