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胡金伦投身台湾出版界,先后在麦田出版、联经出版和时报文化出版工作,现为时报出版第一编辑部总编辑。从事出版20余年,他曾以史地为径,将东南亚引介给台湾读者,多年来也出版以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为主的东南亚文学,见证同一语种的华文文学,在台湾如何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他相信,台湾的自由和开放,给华文文学盛放空间。

来自吉隆坡,胡金伦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文系,后取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在《星洲日报》当记者,获得花踪文学奖、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奖、中央日报文学奖等肯定。

他说:“(自己)还是文青的时候,认识很多马华作家都已在台湾出书,像黎紫书、商晚筠、李永平、张贵兴,到自己当编辑的时候,觉得有义务继续引介作家,将他们介绍到马来西亚。”

他同时发现当地社会对东南亚的认知有限,不外乎新加坡的李光耀,泰国曼谷的泼水节好玩,印度尼西亚的外佣……2014年,联经出版社出版普利兹新闻奖得主布林克里(Joel Brinkley)的报告文学《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度》,深度剖析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和困境。书籍出版后热销,开启了这条引介东南亚的旅程,后来再要介绍马华作家、新华作家,对胡金伦来说也就比较名正言顺。

“2002年进入出版业时,马华文学在台湾已经形成了影响力,林幸谦、陈大为、黄锦树、钟怡雯等人不断横扫文学奖,在台湾崭露头角,马华作家被看见,被不断讨论。”

延伸阅读

新加坡文学奖颁奖典礼 海凡凭《雨林的背影》夺华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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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华文学风格主题迥异

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前。以胡金伦的观察,这项政策的意图不明确,究竟是要认识东南亚文化,吸引海外学生赴台,还是推广台湾的文学、文化?因为这种不确定,政策对新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实质推动效果有限,更多停留在表面的交流活动,缺乏深度的文化交流。

他说,新、马华文学虽同宗同源,却各自发展出迥异的风格与主题。马华文学的早期形象,常与“热带雨林”和“野生动物”紧密相连,如李永平笔下飘渺遥远的《吉陵春秋》,以及张贵兴《野猪渡河》《猴杯》《鳄眼晨曦》等作品,似乎建构了一座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动物园大景观。马共、砂共、橡胶园,也形成了南洋意象。近年来,马华文学的叙事主题和风格日趋多元,如五一三事件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伤痕和集体记忆,也成了黎紫书《告别的年代》、贺淑芳《蜕》,甚至张吉安电影《五月雪》的主题。

新加坡作为高度都市化、现代化的国家,华文文学更侧重描绘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经验、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例如,黄凯德的《小东西》细写政府组屋生活的日常,与马华文学直面宏大历史叙事和政治族群冲突不同,更多在微观层面描绘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挣扎与适应。

胡金伦回顾,1990年,蔡深江成为第一个获得时报文学奖的新加坡人,一直到语凡在2023年获奖,中间有断层。而谢裕民是他认识许久的小说家,创作风格特殊,从小说《建国》和《我的游离性遗忘》,到非虚构作品《不确定的国家》,他在书写历史与国家之间,有挑战主流史观的倾向;又或像陈志锐作为重要的新加坡诗人,有留台经验,能与当地读者产生共鸣,他们的出现让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将新华文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

令他自豪的是,时报出版的陈志锐《长夏之诗》,以及谢裕民《不确定的国家》,都获得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

谢裕民《不确定的国家》在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中,获得华文非虚构写作奖。(档案照)
谢裕民《不确定的国家》在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中,获得华文非虚构写作奖。(档案照)
陈志锐《长夏之诗》在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中,获得华文诗歌奖。(档案照)
陈志锐《长夏之诗》在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中,获得华文诗歌奖。(档案照)

政府态度影响创作生态

胡金伦提到,政府对文学的态度影响创作生态,新加坡政府承认四种官方语言的文学为国家文学,而马来西亚独尊马来文文学为国家文学,但不受承认的处境,反而可能赋予更大书写自由。“当你书写的是非中心的、挑战主流,不容于国家叙事的事情,是不是可能在外界受到更多瞩目?”

迄今为止,文学奖对许多年轻作家来说仍是进入文坛殿堂的入场券,纵观华文世界,台湾的文学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征,诸如时报文学奖和联合报小说奖,都开放全球华人参加,不同于大陆鲁迅文学奖、香港双年奖、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改制后的新加坡金笔奖的身份限制。胡金伦相信,台湾文学场域的包容性,使它成为重要中心。

近年来,台湾通过提供翻译补助,将作品版权销至海外等模式,积极推动文学的国际化,其中以篇幅不厚重的小说为主。这给有志走向国际化的新、马华文学,提供一道参考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