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白先勇的戏梦人生》成书过程

白先勇无疑是小说改编成各种媒介最多的华语作家之一。

白老师共有六部作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孽子》《谪仙记》《花桥荣记》被拍成电影。此外，《游园惊梦》被改编成舞台剧、独舞；《玉卿嫂》被改编成舞剧、电视剧、越剧；《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被改编成电视剧；《孽子》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孤恋花》被改编成电视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被改编成歌舞话剧、沪剧、舞剧；《永远的尹雪艳》被改编成沪语话剧；《一把青》被改编成电视剧；《花桥荣记》被改编成桂剧等等。舞台剧《游园惊梦》有三个版本，其中包括一个粤语版，《孽子》舞台剧也有三版，其中一版是英语的。足见，白老师作品改编成各种媒介的多样性。

为什么白先勇的小说有如此多的改编，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小说有故事性，不玩虚玄；而且有很精彩的女性人物：钱夫人、金大班、玉卿嫂、李彤、朱青、尹雪艳等等，个个都有戏。他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国葬》《梁父吟》《冬夜》就很难拍成电影了。再有一点，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非主流社群，处在社会边缘，他自己也说不会写中产阶级。边缘人物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才有看头啊！白先勇很像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受到影视界的欢迎。美国另一位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就不同了，好莱坞对他的作品，兴趣不大。同理，海明威的小说故事性强，很多被拍成电影；福克纳的小说就难影像化了，很少被改编成电影。

出演白老师作品的演员有卢燕、归亚蕾、胡锦、杨惠姗、姚炜、陆小芬、潘虹、郑裕玲、周迅、刘晓庆、唐美云、方亚芬、袁咏仪、李心洁、孙越、邵昕、曹健、刘德凯、柯俊雄、濮存昕、范植伟、杨祐宁、张孝全、庹宗华、莫子仪、吴中天、张逸军、周孝安、张耀仁、吴慷仁、胡歌等。合作的导演有白景瑞、张毅、虞戡平、谢晋、胡伟民、曹瑞原、徐俊等。特别是曹瑞原，执导了电视剧《孽子》《孤恋花》《一把青》和舞台剧《孽子》，合作次数最多。由此可见，白老师和影视圈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白老师的“戏梦人生”。白老师的小说为这些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这些影视作品也扩大了白老师小说的影响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定有很多人，是通过杨惠姗饰演的玉卿嫂或姚炜饰演的金大班，了解到白老师的小说。西方作家亦是如此，简·奥斯汀和亨利·詹姆斯因为他俩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使得他俩的小说再度畅销。特别是亨利·詹姆斯，如果没有电影的推波助澜，他的小说是很难啃的，不可能大卖。

大约在2019年初，白老师有意出版一本书，即通过访谈的形式，谈谈他作品的改编过程以及他对这些改编的看法。白老师在电话里多次和我谈起这本书，而且他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执笔。我当时听听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以为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而有能力做这事的人也不少。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白老师是不是想让我来做？这只是我的猜测，未必是白老师的原意。不久，白老师又来电话谈了这本书，我就说：“如果您还没找到适当的人选，我可以来做。”白老师说：“好啊。”就这样我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中标了。我勇于承担这个任务，是因为我对白老师的文学作品非常熟，对他小说改编成的各种影视、舞台作品也很熟。我对文学、电影、音乐的喜好深受白老师影响。我不是一个学者，对白老师小说、散文没有专业的研究，但我是一个认真的、敏感的读者，读过白老师所有的作品，这或许就是我入选的理由。

2019年，我主要精力花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特刊上，同时，也抽空草拟了《白先勇的戏梦人生》的访谈大纲，并和白老师来来往往电话沟通，修订补充大纲。2019年底，居士林85周年特刊完成了，访谈大纲也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准备开始这本书的工作了。2020年3月初，白老师要去香港演讲（查良镛学术基金文化讲座），我们也约好在香港做访谈，实际上，我去香港的机票都已经提前购买了。不巧，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变得严重了。白老师的香港之行当然就取消了，访谈也就跟着延期了。疫情来势凶猛，一封闭就是三四年。

2024年3月底，我去台北看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本想看完戏，给白老师做访谈。转一想，不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白老师忙完演出活动，一定心身俱疲，很难有充足的精力来应对访谈工作。果不其然，演出非常成功，庆功宴之后，当晚白老师就累病了。

接下来白老师又要应付青春版《牡丹亭》北京、南京的庆演，还有校园版《牡丹亭》在南京的首演，一晃又是一年。到了2025年，我想，要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因为，这件事没有完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有“欠债”之惶恐。

在联合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周昭翡女士的安排下，采访的时间终于确定了。2025年5月28至6月3日，我在台北访问了白老师，采访完毕，6月4日飞离台北。白老师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一般是清晨睡觉，下午起床。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程序大致是：下午5点前到白老师家，访谈两小时。7点，我们外出吃饭，饭后散步。大约9点回到白老师家，继续访谈，中间有个茶点时间，所谓的茶点时间就是吃水果，那几天正是台湾“玉荷包”荔枝上市季节，白老师每天要吃一碟，此外，我们每天轮流吃芒果、葡萄、蜜瓜、西瓜等；我喜爱台湾的凤梨，觉得别处的凤梨都不如台湾的，白老师也让女佣准备了凤梨。吃完水果，继续访谈，大约夜里12点半或1点结束。这样连续工作了七天。

记得有天饭后散步，经过一家冰淇淋店，白老师要带我进去吃冰淇淋，不巧该店即将打烊，不能堂吃，只能外卖，我们就作罢了。出了店门，白老师还说这家店玫瑰口味冰淇淋最好吃，一副很遗憾的口吻。七个晚餐，有两天我们去了同一家店吃铁板烧，因为这家的铁板烧实在鲜香。饮食口味，其实透露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白老师内心还是很年轻的。

我的访谈大纲里，原本没有第一章“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也没有最后一章“白先勇谈音乐”。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觉得应该加上这两部分，这样可以加深对白先勇作品以及改编成其他媒介的理解。记得谈完后，白老师自己也很惊讶，直呼“原来我看了那么多电影！”这些电影元素，都不知不觉影响他对自己作品改编的态度和方向。戏曲、歌曲对白老师也很重要，一折昆曲、一首歌，很可能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譬如《游园惊梦》和《孤恋花》。他甚至用了三首英文歌作为他三篇小说的名字“Danny Boy”“Tea for Two”“Silent Night”。直接用英文，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

回到新加坡，我几乎足不出户，花了三个月时间整理访谈录音。采访时，聊着聊着，可能会“跑题”，所以，录音有一部分内容是不能用的。录音中，白老师也可能会误记，我须要查实，譬如他说“几个暑假，我就到纽约在66街租个房子”，我在《纽约客》后记里查到，66街，应该是69街。录音时，他口误了。这一类的口误还有一些，好在，我对白老师的作品熟悉，他的口误，我基本上都能发觉。还有，白老师谈到他的上海背景时，可能不全，我须要从他之前的文章中找一些相关内容填补进去，譬如《上海童年》《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两篇文章里就有不少回忆他童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总之，在访谈录音的基础上，须要补充一些资料，丰富访谈内容。

每整理好一篇，我就电邮给白老师过目，请他指出不妥和遗漏，我再修订、补充。每篇总要几次来回修改增删，才能定稿。

白老师对他作品的改编，有相当的参与度，影视圈不是那么简单，深入其中，一定也有矛盾，甚至不愉快。白老师和我之前都达成共识，这本书一定是真实的，但真实的不一定都要写出来，凡是不愉快的经历、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一律不写。这些改编的作品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如果从白老师的口中说出太重的批评话，他于心不忍。不过，我们尽量做了一些巧妙处理，敏感的读者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能做的也只能到这一步了。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道出了不少从未公开的信息。

2021年，《台北人》出版50周年之际，感谢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先生为我出版了《〈台北人〉总也不老》。《白先勇的戏梦人生》是我第二次为白老师写书，记录白老师另一层面的文艺活动。再辉煌的人生，都有谢幕的时候，人生本质是一场戏、一场梦、一场空。但是，空，并不能成为我们无所事事、消极躺平的理由。每每看到不知疲倦、勇于进取的白老师，总让我想到虚云老和尚的开示：

空花佛事，时时要做；水月道场，处处要建。

白老师总是积极乐观地生活、工作，用儒家的态度实现佛家的思想。

但我总觉得白老师对很多事情太过热情，譬如青春版《牡丹亭》，他一直热心护持，毫不松懈。私底下，我会给他“泼冷水”，这个戏演了21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接下来该让他们“断奶”了，要放下、放下、放下。读者都期待白老师的新小说，自2015年底发表“Silent Night”，白老师已有十年没有新小说问世。他的《纽约客》只完成七篇，至少还缺三篇。访谈中，聊到他的新小说，白老师也透露了他正在写，我们耐心地等着吧。

当初，承诺做这本书，觉得自己有底气，对白老师的作品很熟，现在看来是高估了自己，在执笔的过程中，越发意识到我对白老师的了解还是有限，他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不为人知，而我对他作品的了解还存在“盲区”，有待进一步探究。

算算，从2019年着手访谈大纲，到2025年秋天完成，这本书用了六七年时间。2026年1月，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我要去山西洪洞、介休、平遥、太谷、太原访古建，在古塔、古寺、古树的环境里补充能量，过云淡风轻的太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