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文学：我的80年拾零

想不到，还活到80岁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当记者不久，主任吩咐我去福禄寿大厦访问一位姓韩的命理师。据说她的顾客很多，相信她看相自有一套根据。韩师傅就以我为例，详细解释如何从人的五官长相、掌纹与走路姿态，窥探一个人的从前和未来。临了，她说我有63岁的寿命。那年我40多岁，听了并不那么在意。

几年后一个冬天去中国旅行，到歙县棠樾村时天色已暗，匆匆走过牌坊群时，突然出现一小群妇女拉扯着游客看相。我拗不过一个背着幼儿的女士的纠缠，给了她10元。我赶路，她快步跟上，口里念念有词。啊！突然有句话撞到耳边 ：“你能活到63岁！”

58岁那年，18人结伴游江南，在镇江金山寺门外，有位摄影同事正给一名老和尚握着手掌指指点点，我走近瞧热闹。脸庞瘦削蓄有小撮胡子的僧人转身看我一眼，随即抓住我的手注视一阵，细声说： “赠你两句，施主阳寿63。” 我一听，怎不吓得落荒而逃？

我6岁上学，对上学前记得的往事有三几件。有一天不知怎么的，竟从五脚基跌进水沟，鼻子流了很多血。又有一天，姐姐隆重其事地让我穿上新衣裳、鞋袜和戴上她的手表，从后港五英里乘坐电车来到竹脚巴刹，然后爬上一家二楼的摄影室拍照。这张照片我还珍藏着。哈哈，样子还不错，没露出满口的烂牙。另一天，应该是仅有的一次，父亲牵着我到巴刹路口等妈妈给人修补藤椅后回来，她给了我一个火车头玩具，我记得的童年唯一玩具。

读小四那年，姐姐出嫁。那天，我们家唯一的床上还睡有两个大姐姐，她们是姐姐的电发院同事，来当伴娘的。那天大家都得很早起身，大约凌晨四五点，因为姐夫是潮州人，他们忌讳在迎亲路上会遇到出殡队伍，因此新娘得摸黑出嫁。

也是小四那年，光洋校友会为母校筹建中学募款，在国华戏院举行一连好几晚的游艺晚会。之前，哥哥一星期两次带我去参加白兔舞排练。那回是我第一次上舞台，或许最关键的是，从此我就与文艺团体结下不解之缘。

上中学，有了人生的几个第一次。

中二那年，在芽笼羽毛球馆举行的叙别晚会上，我在舞蹈《五朵小红花》里当园丁。念中三时，第一次上维多利亚剧院的舞台，在独幕剧《渔岛风云》里饰演秋明。

中三的一次考试期间，林同学邀我们几个到他家过夜，那是我第一次睡冷气房。第二天一早，看见他妈妈的早餐竟然是一尾近尺长的清蒸鲈鱼。

1961年，我在巴耶利峇警署外一个车站张贴反对中学改制的标语，一名下班警察抓住我，另一人却说放了吧，我便算避过一次牢狱之灾。1962年罢课之前一个晚上，随同学到大坡一家制作肉干的小工场里过夜，这是为了方便第二天一早访问牛车水的人家。

课余时间我较多参加校友会的文娱活动，跳过竹竿舞和英歌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歌舞。中国1958年拍摄的舞蹈纪录片《南方之舞》，两年后在本地戏院放映时，反应非常热烈。舞蹈组伙伴对英歌舞特别感兴趣，偷偷在戏院里录音，过后便自行揣摩动作和队形，然后召集我们排练。这个舞蹈的特点是全场持续跑跳，动作豪迈，节奏明快，很受观众欢迎。不过，它最终不获准公开表演。英歌舞起源于明代中期，原是中国广东潮汕地区一种糅合南派武术和戏剧等地方艺术为一体的广场舞蹈，然而我们呈报的舞蹈英文名称却被误会为秧歌舞，意识不良——哎呀，当年文化部官员的水准！我至今非常佩服编舞的那两三位伙伴，他们没受过正规训练，却能凭着一股热诚发挥出令人欣羡的才华。

其实，我是不合格的舞员，我个子小，在舞台上绕圈跑，步伐虽没那么沉重，但是逢表现围猎情景，舞员需一起往后屈脚向上跳起时，我的脚总是最快往下坠——有剧照为证，看了实在难过。

我在校友会的年少经历，值得怀念的还包括周末在会所的无数次留宿，那是青春的激扬或是挥霍都不打紧，因为留下的是美丽的回忆。校友会租的是南舜别墅一座两层楼独立式洋房，记得有好几回，我们半夜熄灯玩捉迷藏，七八个人摸黑在楼上楼下跑，吵闹声不小，终于有一晚，邻居敲门投诉，我们才停止这种游戏。

离开学校后，比较多演戏，糗事也不少。

有一晚演《未完成的作品》，到了戏的尾声，突然感觉腹部麻痹，麻痹感还迅速蔓延至双腿，我站不住了，只能坐下讲完最后几句台词，然后由其他演员抬回后台。另一次，是在维多利亚剧院演独角戏《棺材太大洞太小》，开场不久便讲乱了词，心很慌，脑筋急转要怎样救场，与此同时却不能不继续开口说话。哗！那两三分钟真是难熬呀，至今想起还是一场噩梦。

我演多场次话剧《挂在墙上的老B》，依剧本半途须以京剧方式扮演考中进士的范进。平日排练虽请了京剧老师指导，无奈，总是学不好，戏便给我搞砸了。

我的舞台经验虽然不总是那么愉快，但是，有机会扮演不同角色，还是常能引领我进入另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世界。

人到中年常到中国旅游，几次经历还颇值回味。

1987年，首次和友人结伴自由行，主要目的地是黄山。在杭州聘请一名小姑娘当向导，一天15元人民币的酬劳，六天只需付90元，餐食住宿交通她自理。她带我们乘公交车、张罗饮食和安排旅店，只可惜在山上时，三天有两天下着绵绵细雨。

1988年到福州，在酒店外被搭讪换外汇券。我随他到一间小屋，以1500元换到500张10元纸钞（没有大钞），没有袋子，我只得脱掉外套包裹钞票。后来，我用它们买了一颗白色的寿山荔枝冻石，那便容易携带得多。

1992年受邀出席哈尔滨冰雕节，后随主人来到小兴安岭打猎。局长递给我一把长枪，我朝白色的密林里拉动扳机，嘣一声，哈哈，那是平生、相信也是后无来者的第一枪。这一枪打得好，连雪花都没掉下一片。

199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北京朋友骑着史古打载我到郊区溜达。半途他突然停下车，在路上抱起缩成一团的小刺猬，然后轻轻放回草丛里。后来，他推着摩托车，陪我在长安街走了两个小时。

2008年9月底，另一位北京朋友开着大众牌的小车，载我们到河北塞罕坝。我们住进树林深处，为了早起能看到阳光犹如万箭射进树林的美景。

2026年1月6日上四川牛背山，路上积雪，车子爬不上。我从车里钻出来，气温零下十多度，我还是兴奋地、向着漫山遍野白雪覆盖的树林和缓缓飘移的云海频频按下快门。终于上到3600米的山巅，帐篷里虽有暖气，床上也铺了电毯，再穿上所有衣物缩进棉被里……至今忘不了那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

念高中时便开始投稿，曾给《南洋商报》寄了一个独幕剧《阿枝嫂》，编辑杨守默给退回来了。后来，我转换目标把几篇散文投给《民报》，记得第一篇是《我们来到仙人岛》——我的第一篇游记？中学同班同学江八妹骑脚踏车被汽车撞死的事故，成了我写《我走在泥泞路上》的源起。

上世纪70年代初表演艺术团体演出频繁，我常写剧评投稿《南洋商报》。记得摄影家黄克主编的艺术版逢星期一见报，如果我有投稿，星期天晚上八九点经过惹兰勿刹时，就会半路停下摩托车买一份提早上市的商报。电台也曾约我写观后感，那是星期天早上播的节目，我须最迟在前一天亲自送稿到电台。

退休后的十多年里，常受邀访问本地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估计也写了不只两三百篇专访，成了我多活几年的稻粱谋。

活了80年，侥幸只进医院接受过一次小手术，然而去年12月，医生说我已面临生死关头——厦门医院拨长途电话告诉妻子，我的胆管因胆石堵塞严重发炎，有败血病风险，须立即动手术。我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我选择回新加坡治疗。心想，即使在飞机上真出现状况，能回到家，便能减少家人许多麻烦。幸好一下机就给送进盛港医院，第二天下午，十几颗大小石头便取出来。没事了。

显然我的运气还不错。回顾这一生，从职业以至个人兴趣的发展都确实如此。不过，我还是盼望三两年后，闹钟便已叫不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