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无名者》的时候我意识到，世上大部分人都像我这样过日子，每天闭上眼睛前，都经历过各种挣扎。不能说痛苦，但都活得认真小心，要想很多很多事情。”
胡晴舫来自台北，曾经旅居香港、北京、上海、东京、纽约和巴黎等城市，她的文字犀利冷冽，但包裹着一份温柔，即为人生里既无大事，也没小事，活着只是不断面对各种事情的无名者，写作。
现实中她经历过南亚大海啸、日本东北大地震、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等事件；走到高科技网络时代、AI时代，一个人如何与世界同步呼吸，又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这些成了胡晴舫思考的核心，以及重要的书写主题之一。
走过那么多地方，胡晴舫对全球社会与文化现象有细微观察：旅行即阶级，所谓真相其实是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城市人爱在其他地方“精神泡汤”洗涤烦忧，社会运动如何让人自证存在……她借书写来思索，文字也因此记录了她的思考过程。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写，《旅人》写旅行的事，《群岛》写互联网时代的自恋、恋人以及世代冲突，《二十岁》说青春与社会运动。
胡晴舫受访时说：“曾经文学于我，就像现在年轻人看Netflix和Instagram。当时最牢靠也最能快速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文学。”
延伸阅读
思考生存与生命本质
中文世界的文学滋养没有让胡晴舫自满，她后来修读外文系，以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戏剧学硕士。柏林围墙倒下的那天，无名者如她，也拥有了自由流动的人生。而生来面对出生地的难以定义，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她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生存与生命本质。
所谓无名者，对世界有好奇心，也努力生活，但真正在追求什么，只有自己能回答，哪怕世间有那么多的参考对象。也许就像《群岛》中阿荣的自白：“我那飘忽迷离的国族认同，我那暧昧不清的性别，我那活在世代夹层中的无奈，我不曾要求这些与生俱来的人生负荷，但我默默承受了，视为生命旅程的必然，而接受了。我不介意像躺在深山森林的石头般活着……我珍惜能够默默无闻地生活的权力，而我向往的社会理想就是能保护我这份卑微愿望的任何制度。由我来分辨并安排自身生命的优先顺序，而不是政府、体制、师长还是情人来指示我。”
阿荣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开他人的期待。
胡晴舫对人权的概念也从文学来。“当你认识到人是什么，就很难不把（遇到的）对方不当人，也会知道彼此都一样，只想要好好生活下来。”
因为双亲高龄，胡晴舫现居台北，对她来说回到台北居住，就像回归原生家庭。对台北的情意结，就像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感情，总是比较复杂。但想到过去30年，更多时候生活在台北以外的城市，她意识到自己也该把台北视为另一座新城市。
简而言之，她认为都市人自有一种生活法则。“我们很小就要学会相信陌生人，比如到医院打针，住旅馆时你要相信那不是龙门客栈，不会半夜被老板娘杀了；到陌生的餐馆，要相信自己不会被毒死。这是大城市的契约精神，和法律责任相关，但过去的社会靠生活默契，而这需要长期共同生活才能摸索出来。”
善待自己和陌生人
走过各个城市，与那么多天灾人祸擦肩，胡晴舫认识到，都市人很可能死在陌生人旁边，最后变成维基百科里的死亡数字。说起来很灰，这却让她变成比较正面的人，愿意对自己和周遭的陌生人好一点。
城市里的生死是每分每秒的，她说。“所以大城市里的人都有一张奇怪的，无动于衷的脸。我们看着时装来来去去，有时候流行吃这个，有时候不流行吃这个，有些人忽然很红，忽然不红……其实都是一次生死巡回。对大多数人来讲，你每天要接受这种来来回回，生生死死。也许因为这样，大城市的人有时比较豁达，因为你真的没有什么不失去的。”
虽然胡晴舫是立足于台北说这件事，活在新加坡的我们，实际上不难共鸣。
她说：“以台湾人的标准来看，我应该算命苦的，因为我一直在搬家和迁徙，一辈子都在适应别人，香港、上海，东京有极强的规矩体系，又过渡到纽约的野性……但这训练我观察别人，把自我缩小一些，因为没有人在乎我。这对写作有帮助。”
2026年城市阅读节上，胡晴舫将摊开她的城市笔记，跟观众读者分享她的流动人生。
▲胡晴舫：我那无以名状的流动人生
日期：2026年5月3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4时30分至傍晚6时
地点：The Arts House, Chamber
地址：1 Old Parliament Lane S179429
报名费：5元（赠送一张5元大众书局书券）
报名链接：go.cityreading.sg/cr2026wuqingfang
